與文明對話 讓文化發(fā)光

　　——讀徐兆壽新作《西行悟道》

　　中國的西部有著廣袤遼闊的土地和豐富厚重的歷史，由于惡劣的自然條件及地理環(huán)境的限制，有不少人只是在文學與想象中建構和理解西部。無邊的戈壁荒漠，阻斷了西行的腳步；漫天的狂風塵沙，遮蔽了歷史的光輝。徐兆壽先生的新作《西行悟道》在空間上一路向西、在時間上一路向古，與天地對話，與心靈交談，與科學論辯，探討荒蕪的價值，尋找文化的昆侖，試圖重新擦亮掩蓋在黃沙之下的古老歷史，再度打開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匯接續(xù)的西部端口。

　　一

　　《西行悟道》是一部文化大散文，文化大散文的創(chuàng)作不僅需要具備學者的格局和眼光，更需要具備文人的胸襟與氣象。作為一位有著豐富閱歷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學者作家，徐兆壽在多年來不斷地思索、行走和創(chuàng)作實踐中，已然完成了該有的積累與沉淀。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每隔十年，我總是有一個大的轉變”。“1992年畢業(yè)至2002年的十年，是我人生的一個時期，那時候主要是寫詩。2002年至2012年是寫小說。2012年以后到現(xiàn)在的十年是做學術。”不管是作為詩人、小說家，還是作為學者，作者的心魂一刻都未曾離開那片荒蕪蒼涼的西部大地，每一次的轉型只不過是換一種表達方式而已。與有些作家浮光掠影、走馬觀花式的西部描寫不同，徐兆壽是把整個的情感、信仰乃至生命都傾注在了這片土地上，他把自己對于西部大地的誠摯厚重的愛戀深深地浸透融入抽絲剝繭般的邏輯敘述中，火熱的情感在冷靜的文字下涌動，攝人心魄，他是真正的“西部大地之子”。

　　西部是文化考古的重要場域，透過這扇窗口，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和觀察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以及參與世界文明建構的歷史與進程。《西行悟道》在展開西部講述的過程中把歷史、考古、民俗與文學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中我們既可以感受到學者的嚴謹與冷靜，又可以感受到文人的感性與溫度。在《心的禮拜》一文中，佛從印度出發(fā)，沿著絲綢之路一路東行，先是樓蘭、龜茲的西域風情，然后是敦煌、張掖、涼州的胡漢夾雜，當?shù)竭_天水麥積山時又一變而為漢文化色彩占據(jù)主導。這與其說是佛教文化傳播與演進層次的形象展現(xiàn)，毋寧說是佛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情況下對有情眾生所采取的不同的教誨與度化方式。在《荒蕪之心》一文中，作者辯證地分析了實有與虛無的不同價值，他把沙漠戈壁看作與青山綠水并列的另一種生態(tài)，這種荒漠生態(tài)的存在是對生命的另一重意義——虛無的意義。他認為：“生命中必須有一塊地是荒蕪的，它不是供我們來用的，而是供我們實在的心休息的，供我們功利的心超越的，供我們迷茫的心來這里問道的。”

　　從《鳩摩羅什》到《西行悟道》，徐兆壽的創(chuàng)作向度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把自己的目光和行動毫不猶豫地鎖定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一路向西，“向古代走去，向天空走去”。作者在思考和嘗試回答“什么是西部”時并不是局限在當下，而是逆時空而上，回到歷史與傳統(tǒng)中去，時而仰望，時而俯視，用一種極為縱深的方式分析觀察“西部精神”的基因與密碼。

　　《西行悟道》的每篇文章中都有許多個問號，追問、質(zhì)問、詢問、反問、設問……面對這諸多疑問，作者一遍遍地行走在西部大地上，努力在那荒涼的大漠、戈壁、山川中尋找歷史的印記，并一次次深入歷史的天空，用歷史的視角思考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尋找天馬》一文中一共出現(xiàn)了58個問號，每一個問號都有一種觸動心靈的力量，那是一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作者冥冥之中意識到，自己家鄉(xiāng)雷臺漢墓出土的那匹“銅奔馬”代表了某種中華精神，那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呢？帶著這一巨大的問號，作者毅然踏上尋找天馬的旅程，并一遍遍重回歷史現(xiàn)場，梳理天馬與大宛、烏孫、月氏、匈奴的關系，重述天馬與漢武帝、張騫、霍去病的故事，嘗試探尋和解讀天馬所代表和蘊含的中華文化中“最為浪漫、最具神采的美學精神”。

　　二

　　作者對西部大地有著極為深沉的愛戀，他的行走與創(chuàng)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對自己濃重的文化鄉(xiāng)愁的紓解，但是他的鄉(xiāng)土情結卻絕不封閉、絕不狹隘。作者經(jīng)歷過“外出—復返”的過程，作者曾站在東方聆聽西部荒原之神的召喚，也曾在復旦的光華樓下與科學之神對話辯論，作者選擇回歸西部和傳統(tǒng)，一則是要回到中華文化的根系上，找回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一則是要嘗試打破過去關于中華文明的諸多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把中華文明納入全球化的視野中進行全新考察，進而探索發(fā)現(xiàn)中華文明對于世界文明的建構價值及再造作用。

　　季羨林先生曾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提出，世界四大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再沒有第二個。《西行悟道》曾多次引用該觀點，既是要表達自己對西部歷史以及中華文明的自豪之情，更是要力證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征，她從來就不是封閉的，她始終在參與世界文明的建設與創(chuàng)造，中國的西部大地正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碰撞交融、和諧共生的最好見證。中國西部光華璀璨的歷史、文化、藝術既是中華文明的奇珍異寶，也是世界文明交匯融合而成的榜樣與典范。作者對西部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進行的重新敘述和發(fā)掘，極大地提煉并彰顯了其中蘊含的時代精神和文化價值，正可以為當前全球化時代實現(xiàn)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生態(tài)提供最佳參照和借鑒。

　　《西行悟道》的出版開啟了文化大散文寫作的新高度，它與作者前期創(chuàng)作的小說《荒原問道》《鳩摩羅什》一起共同完成了對于西部地區(qū)歷史、人文的全新發(fā)現(xiàn)及初步詮釋，這無疑是作者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但卻遠不是終點，作者西行的腳步仍在繼續(xù)，堅實、沉穩(wěn)而有力，作者關于西部的叩問、思索和體悟仍在繼續(xù)，尖銳、熱切而又深刻，我們期待這位扎根西部大地的文化行者在與傳統(tǒng)文化的對話中，碰撞出更加絢爛的思想火花。

　　(作者：陳長旭，系信陽師范學院傳媒學院教師、文學博士)

　　《西行悟道》 徐兆壽 著 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