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曾國藩相比，我更欽佩張謇。作為一個極為復雜的生命個體，曾國藩可說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大書”。居京十載，他中進士，授翰林，遍任各部侍郎。外放后，辦湘軍，創洋務，兼署數省總督，位列三公，成為清代立國以來功勛最大、權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達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且通過內省功夫，躋身圣賢之域，內圣外王，“不愧天地之完人”。

　　然而我卻隱隱覺得他喪失了本我和生命的出發點。他既要建非凡功業，又要做天地間的完人，實現內外的全面超越，他的痛苦也同樣來自內外兩界：一方面是朝廷對他的忌憚猜疑，同時為樹立完美形象，言行謹慎，如履薄冰，事事追求圓滿，必然產生矯情與偽飾。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游于坦蕩之天，總由于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

　　與之相比，張謇猶如長夜先行者。

　　張謇的科舉路很不平順。眼見甲午戰敗，思及26載蹉跎、120個晝夜在窄小考棚白天答卷晚上蜷縮休息的經歷及八股文對人才的摧殘，狀元及第的他毅然決定拋開仕途，走實業、教育興國之路。

　　確立“父教育而母實業”的發展思路后，他先后創辦20多個企業，涉及紡織、印染、印刷、造紙、火柴、肥皂、電力、鹽業、墾牧、桑蠶、油料、面粉、電話、航運、碼頭、銀行、房產、旅館等行業。他興辦的370多所學校中，中小學之外，重點是師范教育以及農業、醫務、紡織、鐵路、商船、河海工程等職業教育。他創建了工科大學、南洋大學，支持同道創辦復旦學院，將醫、紡、農三個專科學校合并為以后的南通大學，還聯絡教育界知名人士，醞釀將高師改大學，東南大學由此成立，創建了一個完整的現代教育體系。

　　他摸索出的“大生模式”，推進了中國近代企業股份制；教育文化方面，他興辦的博物館、師范學校、新式劇院以及氣象臺等，均在全國首開先河。在創建圖書館、伶人學會、更俗劇場、公園、體育場的同時，他還興辦了養老院、育嬰堂、殘疾院、貧民工廠、棲流所、濟良所等慈善事業，著眼于改造社會，提高國民素質。

　　在思想理論建樹方面，學術界一向有“照著說”與“接著說”的評價差別。前者體現傳承，好比在固有樓臺上添磚加瓦；后者更著眼于創新，致力于重起樓臺。張謇作為開創型實踐家，當屬后一類。從歷史學角度看，后人推崇某一個人，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會、造福黎民之事，更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愚于近人，頗服張謇。”

　　無論是曾國藩還是張謇，乃至中國歷代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他們在所處時代中的所述、所為，都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根脈的影響，并以自己的實踐豐富著這一文化。這也是我寫《文脈——我們的心靈史》所選取的角度。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脈、血脈與命脈，國學是中華精神文化的重要載體。縱覽人類文明發展史，中華文化擁有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為中華民族增添了高度的自信和無比的自豪。

　　不少人將國學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等同，這是不科學、不嚴謹的，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傳統文化的內涵要寬泛得多，有物質文化（如器物、服飾、飲食、建筑等）、制度儀式文化、精神文化（知識、信仰、藝術、宗教、哲學、法律、道德等）；而國學，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范疇相對狹窄。

　　所謂“國學”，是相對于西學、新學而言的。清代末葉，歐美學術進入中國，人們便把中國固有的學問稱為“國學”，一般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梁啟超說，國學是關于道德品性的學問，也就是砥礪自我之品格、德行的學問。以學科分，國學包括今天的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以思想分，有先秦諸子百家、儒道釋三家學說等。長期以來，儒學貫穿并主導著中國思想史，其他列于從屬地位。

　　從學理上講，中華傳統文化有儒、道、釋三大支柱。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國最先產生；東漢以后，中經魏晉南北朝與隋唐，佛教傳入、傳播，與儒、道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作為中華傳統人生智慧，相生相發，相輔相成。儒家講求入世進取，強調剛健有為，志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天下為己任；道家講究精神超脫，道法自然，安時處順，無為而治，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佛家講究出世，強調萬物皆空，排除干擾，化煩惱為菩提，淡泊名利，“放下為上”。從前有個說法：“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語）

　　歷史是一個傳承積累的過程，一個民族的現在與未來都是對歷史的延伸。有些歷史文化散文，借助史料的堆砌來救治心靈的枯竭、彌補精神的缺席，抹殺了散文表達個性、袒露自我的特性，把本應作為背景的史料當作文章主體，見不到心靈展示的維度。我在寫作中，特別注意強化主體意識，注重現實的針對性，努力把新見解、新發現、真性情、現實感灌注到史料之中。

　　歷史文化散文應該是亦文亦史，今古雜糅，是哲思、詩性、史筆的有機融合。它們應以史事為依托，從詩性中尋覓激情的源流，在哲學層面上獲取升華的階梯。通過文史聯姻，用文學的青春笑靨給冷峻、莊嚴的歷史老人帶來生機與美感、活力與激情；而閱盡滄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學倩女獲取晨鐘暮鼓般的啟示，在美學價值之上平添一種巨大的心靈撞擊力。

　　寫作《文脈》一書時，我在準確理解古籍的前提下，采用散文形式、文學手法，交代事實原委，展現人物精神風貌；盡量設置一些張力場、信息源、沖擊波，使其間不時躍動著鮮活的形象、生動的趣事、引人遐思的叩問，努力避免純政論式的沉滯與呆板，說理則成為一種恰到好處的點醒或是對抒情、敘事的必要調劑。這種“理”，來自對生活的感悟，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這樣，歷史也變得靈動起來，洋溢著鮮活的生命力。

　　中華文脈浩浩湯湯。我們走入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也走向復雜多變的現實世界，走進洶涌澎湃的心靈世界。（王充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