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深圳多次，多是徜徉于高樓大廈和車水人流間，走馬觀花，從沒真正地了解過深圳的基層社會。改革開放初期，這些原住民是如何從不知名的窮困鄉村走向脫貧致富，再邁入大都市的？這次深圳之行，我專門到羅湖區的向西村——深圳最基層的村級單位，一個有五六百年歷史的村落。與以往到深圳的經歷比，向西村給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尤其是這里的祠堂、張氏族譜，還有向西村人達觀富足的心態、安居樂業的生活，令我印象深刻。

　　一

　　之前，我對祠堂了解不多，只知道它是同姓同族的后人祭祀祖先和先賢的場所，里面供著先祖畫像、列祖列宗的牌位、贊頌祖先和訓誡后人的牌匾、楹聯，還有香案、供桌等。祠堂給我的印象是肅穆的，甚至威嚴。但當我邁進“愛月”祠堂的大門，發現里面人聲鼎沸，大人歡聲笑語，小孩嬉戲打鬧，其中一張桌子上還有幾位老人在打牌，其樂融融。

　　在這里，向西村向西實業股份公司董事長張偉光拿來一摞厚厚的族譜，告訴我，這是他們剛剛修訂的“張氏族譜”。我一頁一頁仔細翻看。我在出版社工作，曾給山西一個家族出版過一本族譜，而面前的這部族譜更有文化積淀，也保留了歷史原貌。族譜是一個家族的生命史，也是一個姓氏起源、遷徙、延續的譜系，它包含了一個家族生息、繁衍的全過程。正如古語云：“國無史，無以考一國之興替；家無譜，無以辨一族之血緣。”從族譜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向西村張姓最早的先祖是漢代丞相張良和唐代詩人張九齡。同時，又能了解到作為中國最大姓氏的張姓，可以追溯到上古黃帝時期的姬姓，黃帝之孫張揮。張偉光告訴我：“這次修訂族譜增加了更多信息，從前族譜里，媳婦多是記錄一個姓氏，而現在的族譜中，記錄了媳婦全名、生日、學歷等更多信息。”

　　族譜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張氏家訓、家規和家約。家訓是家族或家庭對子孫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教誨。家規則是家族或家庭中的規矩和法度。它們對個人的教養、原則都是重要的約束。比如其中的寧鄉先儒張氏家訓八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又比如家約十律：和兄弟、和鄉黨、訓子弟、重農桑、戒驕矜、息紛爭、禁奢侈、嚴懶惰、戒賭博、儆竊盜。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有些規范至今對我們的家庭倫理、道德教化具有現實意義。

　　二

　　我還在族譜中發現了一個詞——“村賢”。這讓我想起古代的“鄉賢”，“鄉賢”這個詞始于東漢時期，是朝廷對有作為的官員，或者有威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張氏族譜中則采用了“村賢”這個名稱，記載了自明清到當代，從官至五品的儒林郎到現在還在就讀的大學生，近300人，其中當代“村賢”有212人。由此我想到中國的“鄉賢文化”，唐朝的《史通·雜述》中有載：“郡書赤矜其鄉賢，美其邦族”，鄉賢是中國鄉村經濟和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兩次將“鄉賢文化”列入農村思想道德建設中，指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鄉賢文化的精神底蘊不僅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地生根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利于促進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于是，“新鄉賢”和“村賢”的概念深入人心。

　　向西村重修族譜，并在族譜中列入“村賢”這個稱號，與重修祠堂具有同樣的意義，是向西人為追尋歷史，造福當下邁出的重要一步。

　　向西村的兩個祠堂“愛月”和“爵先”張氏公祠，最早建于清乾隆末年、嘉慶初年，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可惜的是，在羅湖區舊城舊村改造時，被拆除了。2002年，在族人的呼吁和支持下，重新修建完成。張偉光告訴我：“改革開放以后，深圳的經濟高速發展，向西村發生了巨大轉變。人們手里有錢了，生活富足了，就更需要精神層面的東西，所謂‘富而崇文，文而向善’。這就包括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祠堂和族譜就是我們重要的傳統文化，它是我們文化的精神紐帶，是探尋文化血脈、弘揚文化傳統的原動力。”

　　如今的祠堂，除了崇宗祀祖，辦理婚、喪、壽、喜，商議族內重要事務外，也成為村民的活動場所，比如邀請地方劇團演出，與親朋好友聚會聯歡，甚至宴請到訪貴客。為了讓大家了解張氏家族的歷史，對后人進行傳統禮俗教育，村里還將家訓族規制成小冊子、掛歷、書、匾、對聯，供村民和來客了解。其中最醒目的是“飲水思源，慎終追遠”和“雍睦家風，世代相傳”兩副對聯，表達了張氏家族不忘先祖恩澤，傳承家風美德，樹立文化自信的新時代精神。

　　三

　　領略了張氏族譜，參觀完祠堂，肚子有點餓了。這時，主人端來深圳最具特色的“大盆菜”和“向西雞煲”，晚宴正式開始。大盆菜相傳始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歷史。向西村人一般在春秋二祭、元宵節、嫁娶、孩子滿月、喬遷等節日或者喜慶日子里煮大盆菜。經過數百年發展演變，大盆菜的原料、配料及烹飪方法也越來越豐富講究。據說煮大盆菜的準備工作就要兩三天，因為很多原材料要到香港新界上水、石湖購買和預訂，其中主材15種，配料更是多達16種。大盆菜是每年秋祭活動的重要餐食，香港、澳門及海外的張氏后裔前來祭祖掃墓后共食，由此也促進了海內外同胞建設家鄉的積極性。而“向西雞煲”歷史并不長，據說上世紀90年代，向西村居住的重慶人比較多，他們將重慶的香辣雞煲與廣東的煲仔結合，發明了風味獨特的“向西雞煲”。向西雞煲在深圳的落地生根，也顯示了向西村人對各種文化兼收并蓄的心態。

　　晚宴上，坐在主桌上的都是向西村有名望的人，其中有年近80歲的長者，有退休村干部，還有在族譜上列入名字的“村賢”。席間，我認識了一位外姓的楊文才老先生。他是深圳市詩詞協會會長，在張偉光“富而崇文”的倡導下，楊老牽頭在向西村成立了“深圳詩詞學會向西村創作基地”，鼓勵村民學習中國傳統藝術和文化。基地的成立，填補了向西村詩書畫文化藝術的空白，也見證了向西村重視和重建傳統文化的決心。

　　在一般人印象中，深圳是移民城市，沒有“根”，甚至還曾有人說深圳是“文化沙漠”。但是，此番向西村之行，使我深深感到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改革開放的前沿，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向西村正是一個典型。它“嚴守家規家訓，強調崇文重教、忠孝廉潔”的風習，代代相傳，守正而創新。在這里，以祠堂文化、族譜文化以及鄉賢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和人文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成為他們建立“文化自信”的一種具體體現，也給了向西村人面向未來的強大底氣。（興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