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峴（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教授）

　　在清代乾嘉學者中，焦循是卓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他不僅在易學與經學領域名噪一時，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也有頗多建樹。

　　（一）

　　焦循的史學貢獻，首先體現在對其家鄉，也就是揚州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獻的編纂上。嘉慶十一年，受時任揚州知府伊秉綬的邀請，焦循開始承擔《揚州圖經》《揚州文萃》和《揚州府志》的編纂工作。面對這一頗為繁重的工作，焦循先是將揚州地區的地理沿革、山川名勝、名人奇事、金石藝文等等，全都仔細地整理了一遍。作為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焦循的考據工夫本就十分了得，他先是與當時的另外一位著名學者江藩合作，詳細鉤沉自周秦漢唐到唐宋元明間的各類史料，以揚州一地為坐標，以歷史朝代為層次，將上古以來發生在揚州的各類重要事件，一一加以考訂，編纂成了八卷本的《揚州圖經》一書，讓人們通過閱讀此書，就足以了解揚州歷史的概貌。

　　在廣泛閱覽史籍的過程中，焦循發現，自己祖宅附近的北湖，居然是一個偉人奇士輩出、名勝古跡遍地的地方，可惜卻沒有人對北湖的古跡、地理、名人事跡、著述等加以整理。于是，焦循親自動筆，把北湖一地的水系格局、地理變遷、風俗物產，進行了系統整理，又廣泛搜羅歷史上從當地走出的高官、將軍、文人、學者的傳記與著述，最后編訂成了《北湖小志》一書。同樣自幼生長在北湖附近的阮元在看到此書后，對焦循大加贊賞，不僅認為此書起到了很好的宣傳家鄉的效果，更認為焦循在此書的撰寫中，展露出了一位優秀史家的才華。

　　隨著對揚州歷史和地方文獻的了解愈發深入，以及地方志編纂經驗的日益豐富，焦循還在及時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論方法。比如伊秉綬在囑意焦循編纂《揚州文萃》的時候，本意是只收錄籍貫為揚州人的文章，用以展現揚州一地濃厚的文化氛圍。但焦循在遍覽時人著述之后，認為這種編纂思路并不恰當。在他看來，如果僅僅收錄揚州人的文章，其實并不足以全面展現當地的文化面貌，而應該把所有跟揚州有關人物的傳記、墓志銘、行狀、文章、序跋、書札等文獻，予以全面收集、整理，然后匯編成書。為此，焦循廣泛搜羅了以上各類文獻三百余篇，編訂成了多達二十七卷的《揚州足征錄》，從而全面、客觀地展現了當時揚州地區的文教風氣與文化風貌。

　　纂集《揚州圖經》《北湖小志》《揚州足征錄》以及《邗記》等書的經歷，不但豐富了焦循的地方志和文獻編纂經驗，也切實提高了他對史學的認識水平。在焦循之前，戴震和章學誠曾就地方志的編纂理念產生過比較嚴重的分歧：戴震主張，地方志的編纂要以地理沿革為核心；章學誠則認為，地方志不應該成為地理專書，而更應該注重對歷史文獻的裁剪，凸顯文化意義。焦循則在兩者之間，提出了非常客觀的持平之論。在他看來，地方志既要貫通古今，彰顯其歷史價值與意義，也要能成為靠得住的釋地之作，用以證實當時的地理事跡。因此，在《揚州府志》的編纂中，焦循也起到了頂梁柱的作用，他與姚文田、白熔等學者一起，編訂出了一套體例清晰、詳略得當、兼收并采、校勘精審的《揚州府志》，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焦循在史學領域的另外一項重要貢獻，則是他在《春秋左傳補疏》中所著力提出的正統觀念。自東漢以降，《左傳》的影響力逐漸壓過了《公羊》和《穀梁》，并產生了賈逵、服虔、許淑、穎容等一批以注解《左傳》名家的學者。其中，又以杜預所撰寫的《春秋經傳集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后來也被孔穎達選中，用來編訂《五經正義》。但在焦循看來，杜預所撰的《集解》，非但配不上這么高的歷史地位，還嚴重地曲解了《春秋》大義。

　　焦循認為，《春秋》大義的核心，在于誅討亂臣賊子。而杜預其人，一方面，曾經是曹魏政權的臣子，另一方面他的父親是受司馬懿的排擠而死。所以說，杜預本應該跟司馬氏家族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然而，杜預非但沒有為君父復仇之心跡，反而投靠了司馬昭，幫助后者完成了統一事業，自己變成了亂臣賊子。在焦循看來，杜預因為心虛的緣故，便在注解《左傳》的時候，屢屢為弒逆之臣辯護，從而完全背棄了誅亂臣、討賊子的《春秋》大義。因此，杜預注解的《左傳》，應當從根本上予以徹底否定。這種力主弘揚正統的觀點，也引發了一時之潮流。在此之后，沈欽韓、李貽德、劉文淇等人的《左傳》著述，便都以摒棄杜注，發掘賈逵、服虔等漢人舊注為風氣。究其源流，焦循才是這一學術風潮的引路人。

　　（二）

　　在文學領域，焦循同樣成就斐然。以他在晚年為自己編訂的二十四卷《雕菰集》為例，其中所收錄的，既不是經學論說，也不是史學著述，而是他在一生各個時段所撰寫的四百二十首詩和三百二十六篇文章。事實上，由于焦循在經學、史學等學術領域的成績太過出色，人們往往會忽略他在詩文創作方面的出眾才情，以及他在文學理論和審美情趣方面的獨到見解。焦循的詩作，既有古體詩，亦有格律詩；既有紀事詩，又有述懷詩，他常常把自己的懷人感事之情，寄托在詩、賦、贊、頌、銘之中，用以表述心志。而焦循的三百余篇文章，更是囊括了辯、論、解、說、考、記等二十四個大類，既涵蓋了他在一生中不同時期的學術活動，也充分展現了他豐富的人生閱歷與生命歷程。

　　焦循之所以能夠寫出這么多風格各異的詩文作品，離不開他對審美和文論的深刻思考。而焦循在這兩個領域的成就，主要展現在他所編寫的《劇說》和《花部農譚》之中。其中，《劇說》是焦循將自己的經史考據功夫用于戲曲史研究的成果，他通過廣泛搜集唐宋以來各類論說戲曲的文獻資料，以《桃花女》《殺狗勸夫》等地方戲曲中演繹的傳說故事為例，將它們的來源、流傳、演變進行了非常詳盡的梳理與研究。而在《花部農譚》一書中，焦循更是進一步在理論上提出了“揚花抑雅”的戲劇論，以及“形意相合”的時文論。

　　“花部”，是跟“雅部”對立的戲曲種類。所謂“雅部”，指的是當時流行的昆腔，頗受士大夫階層的喜愛，被認為是一種高雅的曲種。而“花部”，則是指各種地方戲劇，在當時也被稱為“亂彈”。從名稱上我們就可以看出，花部的各個曲種，在當時是頗受貶低的。但實際上，昆腔在乾隆、嘉慶年間，已經逐漸開始走下坡路了，而花部則憑借通俗易懂的語言和故事情節，在民間開始流行了起來。焦循的“揚花抑雅”論，就頗有為花部抱不平的意味。在他看來，藝術真實不同于生活表面的真實，要想創作出富有生命力的劇作，首先必須塑造出讓人喜聞樂見的人物形象，然后還要有足夠的現實關懷，讓觀眾能夠充分地代入和理解。雅部之所以會沒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過于煩瑣、流于形式，反而是花部更能夠貼近觀眾、激發情感。

　　焦循認為，文學的生命力，在于不停地發展和變化。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也都應該具有不同于前代的特點。否則，只是在舊有的文學形式中停滯不前的話，是沒有出路的。因此，焦循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評價，并沒有厚古薄今，而是將《詩經》、《楚辭》、漢賦、六朝五言詩、唐代律師、宋詞和元曲相提并論，甚至認為關漢卿在劇作上的成就，可與屈原之《離騷》、李杜之詩作相媲美。焦循的這一觀點，在當時頗為新穎，后世的王國維之所以對戲劇大感興趣，寫出《宋元戲曲史》這一力作，也是因為受了焦循的影響。

　　焦循的文史之學，既有專精細密的考據爬梳，也有抒發才情的詩文創作，與他輝煌的經學成就，可謂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