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大學教授陳慶妃對話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大先：民族文學、族裔文學與文明互鑒

　　【《中國新聞》報特約作者陳慶妃報道】劉大先老師最近贏得一個雅號“飛鳥型學者”，這讓人很自然聯想到泰戈爾的詩句——“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但我已經飛過”。對于大先老師來說，學術研究的學科邊界看似有形，其實也是無形的，“跨”學科研究，無論是作為問題或方法，都應視為是一種常態。借重“作為中國研究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可否為華僑華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視野和方法是本次訪談的核心。

　　陳慶妃：您強調“遠道”的踐行，“千燈互照”的觀看，以及“文學共和”的包容，三者之間形成一個跨學科學者成長的基本邏輯鏈條：至遠而致寬。從多民族文學的僑易視角，您是如何從參差變化中理解文化/文明的多樣性，以及文明互滲、互鑒的關系？

　　劉大先：文化和文明是兩個概念。我們常常說要像保護生物多樣性一樣保護文化多樣性，因為那些多元性質是文化生態平衡的保障，因而“存異”的特質會被強調。“文明”則往往與“蒙昧”“野蠻”相對而言，往往與特定的價值觀念相掛鉤，近現代殖民主義時代強勢文明會生發出“文明等級論”的話語，推崇自身文明而貶低他者文明。

　　“文明”有種通過交往而“求同”的訴求，這也是“互滲互鑒”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對多民族文學就可以做出更清晰的定位與認知——是中華文明內部的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呈現形態，其中包含了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漁獵文化、海洋文化多種因素，正因為它們之間彼此交流融合才形成了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而始終未曾斷裂的連續性。同時，它們也不斷吸收外來文明和新興工業文明乃至電子文明的成果，保持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認知中國多民族文學要有行遠道的寬闊視野，一方面不能局限于漢文文本，另一方面也不能局限于中國內部，而要在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格局中對其進行觀照。千燈互照、萬象共天就是要像費孝通先生提出的那樣“美人之美”，對自我與他者文化都有平等視之、共同發展的心胸，最終的目標落腳于人類整體性文明的福祉——“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大同”。

　　陳慶妃：您因為“晚熟”而非主動地進入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個看似冷門邊緣的學術領域，現在卻毫無疑問已經居于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心場域。在邊緣與中心之間，您是如何思考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關系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批評當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如果類比于歐美尤其是美國的少數族裔文學，是否具有可比性？

　　劉大先：我一般不太愿意用“中心”和“邊緣”這樣的二元固化結構來討論某種場域。一方面，所謂的“中心”其實是多點的、游弋的，這一點反觀20世紀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的不斷變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歐洲文藝中心也有從巴黎到紐約的轉移；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場域中的人都是以自我為原點去觀察思考事物，如果一個云南臨滄的作家不是從本地入手而以斯德哥爾摩為旨歸進行創作，會讓人覺得有種缺乏堅實根基的虛妄。

　　當然，我并非否認強勢和弱勢的存在，正如北上廣與老少邊窮地區在文化權重上是不平衡的，北京發出的聲音會具有更為醒目而統攝性意味，然而如果以一種后殖民式的方式以“邊緣”對抗“中心”，并不能改變結構性的生態，頂多制造出另一個“中心”。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要拆卸所謂“中心-邊緣”結構，營造出多元共生的和諧生態。

　　毋庸諱言，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批評中確實處于弱勢位置，這并非研究和批評對象的問題，而是研究者和批評者的問題，同時有著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學術話語的板結化所造成的后果。在整體性的學術話語中，主流文學研究與批評所型塑的價值觀念、美學標準和認知范式具有強烈的示范性和引領性，并在生產與傳播領域占有廣泛資源，這必然擠壓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空間。

　　歐洲或者美國的少數族裔文學批評長期以來基本上是“死(古典的、過去的)-老(資深的、權威的)-白(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男(男性中心的)”文學占據統治地位，少數族裔和女性文學批評只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才陸續進入到文學批評的話語場。“少數民族文學”與“少數族裔文學”這一點上有相似之處，但兩者在性質上是不同的。

　　陳慶妃：不少華裔美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如單德興、尹曉煌等都從少數族裔的表達與書寫權利出發，提出“重建美國文學史”這樣的命題。如果以少數民族文學史書寫為方法，從“重寫中國文學史”的角度出發，您會提供哪些可行性建言呢？

　　劉大先：文學史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識門類，與國家話語的表達有著緊密的關聯，“重寫中國文學史”實際上即是“重述中國文化”。

　　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寫作始于1950年代中后期，早期側重族別文學史和文學概況，到80年代之后逐漸強調綜合性、比較性和整體性，及至21世紀初的“中華文學通史”逐漸形成了以“多元一體”為指導理念的表述。以少數民族作為方法，我想中國文學史應當突出的是中華各民族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生關系，就是我所說的“自他不二，相依共進”。

　　從可操作性的層面而言，就是要打通口頭文學、書面文學以及新興的電子文學的界別，溝通精英與大眾、官方與民間、個人創作與群體生產的區隔，聯結農耕、游牧、漁獵、工商等不同文學表達題材與類型，突破此前文學史以時代背景、具體作家作品述介、文學流派與思潮、文體與地域區分的各類模式，而敘述一種文學發展演變的生態變遷，突出多民族、多語種、多美學之間的彼此互動、轉化與生成。

　　陳慶妃：從學院教育體制入手，將華裔美國文學經典化，進而改變華裔文學/文化的處境固然是一種路徑，但畢竟是小眾的，影響所及有限，反觀歐美大眾文化中的華人形象，似乎更具有彌散性的影響，甚至形成刻板印象。華僑華人在歐美大眾文化中的形象相當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國人、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境遇，您能否介紹近代以來歐美大眾文化所呈現的華人形象，以及目前的新變？

　　劉大先：華人形象在歐美大眾文化中的表述與特定的歷史境遇、地緣政治和話語權力有著微妙的關聯，折射出特定時代與社會中一般民眾的心理與情感。從“邪惡的傅滿洲”的恐懼與厭惡，到“模仿警員陳查理”的喜愛與接納，以及華裔對“沉默的甘加丁”的不滿與反抗，顯示出20世紀以來歐美文化及華裔自身的態度與認同轉型。

　　21世紀之后尤其是晚近十余年，伴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華裔在歐美內部的文化權重提升，華人形象逐漸脫離了早先的刻板印象而趨于日常化，無論是華人形象的正面表達，還是趨向于寫實的表述都越來越多。華裔和中國大眾對于歐美大眾文化中的華人形象也愈加具有認知自覺和文化自信，不再完全屈從于異域想象和刻板印象的陳舊語法，并勇于去表達和抗爭。

　　陳慶妃：您曾以西方理論觀照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發現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話語系統的“遲到”與“滯后”，然而基于本土歷史與現實之上的中國少數民族理論如何重建，西方移民國家中的少數族裔理論與中國國內原生型少數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有何區別，西方少數族裔文學批評理論之于華僑華人文學研究有何意義，您可否精要分析？

　　劉大先：最簡略地說，西方少數族裔理論聚焦的是種族主義、身份認同和承認的政治，中國的多元一體理論則注目于歷史進程中的共有、共享、共生的傳統，這個傳統融合了“大一統”和因地制宜的古典政治理念、近現代以來的革命與移風易俗、改革開放以后傳入的多元文化主義等，而在政治權力層面則已經解決了最根本的平等問題。

　　說到少數族裔文學批評對于華人華僑文學研究的意義，中國學者首先須明白，西方少數族裔理論是基于自身對象所產生的話語，是其學術話語內部的產物，固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比如對于曾經一度被遮蔽的少數群體文化、非官方語言文學遺產的彰顯等，但不能機械挪用。這就是所謂“主位”與“客位”的問題，也即一個研究者一定是基于某種價值立場和觀察位置對其研究對象進行考察。

　　對于中國學者而言，華人華僑文學實際上存在著復雜的維度：既有移民文學即域外少數族裔文學，也有留學生、居留者的離散文學和旅行文學等，在文化認同和政治身份之間也存在著差異，需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這跟研究國內的少數民族文學不一樣。

　　【個人簡介】

　　劉大先，安徽六安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青年理事。著有《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八旗心象》等。

　　陳慶妃，福建松溪人，文學博士，華僑大學文學院、海外華人文學暨臺港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海外華人文學理論與批評”方向碩士生導師，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會理事，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監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華僑華人文學、香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