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主管部門應持續開展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充分發揮頭部平臺的“看門人”作用，由其盡責履行對應用市場內App及平臺內小程序的監管義務，規范相關App、小程序的個人信息收集行為。

　　打開手機，查看新聞資訊、分享心得體會、搜索美食、購買物品……南京某高校教師小宇每天有大量時間花在手機上，手機內置和安裝的App達150多個。

　　她發現，每次注冊賬號或者安裝軟件時，屏幕上都會彈出“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但她都是直接拖拽到最底部，點擊“我已閱讀并同意用戶協議”。她告訴記者，那些協議篇幅過長、專業性強，認真讀完并弄懂協議內容幾乎不可能做到。

　　小宇并不是特例，近期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點擊同意之前，真正閱讀這些協議的用戶不到四成。

　　按理說，用戶協議是約定App開發者與用戶之間權利與義務的法律文書，對保障用戶隱私等權利有著重要的作用，為何六成用戶將其略過？點擊同意后App獲得的權限是否均有必要？“過度要權”的情況是否存在？引導App調用隱私數據形成行業規范，我們還需要做些什么？

　　協議過長反會阻礙用戶知情權

　　移動互聯網時代，App成了人們的必備工具。首次下載使用時，點擊“我已閱讀并同意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也成為常規操作。

　　對于我們常見的App來說，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通常包含哪些方面的內容呢？

　　南京大學法學院單勇教授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常規平臺的用戶協議一般包括“信息收集范圍、信息的存儲和保護方式、信息使用方式、涉及信息共享的告知以及涉及信息處理的告知”等內容。

　　一旦用戶點擊同意，就意味著將自己的部分權利讓渡給App的運營公司，比如調用手機通訊錄、讀取手機存儲、獲取定位信息、開啟藍牙或無線網絡等。

　　單勇說，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基于用戶同意的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僅具備為達成特定目的處理個人信息的權利，而為制衡信息處理行為，用戶依法享有知情同意、限制拒絕、查閱復制、修改刪除、撤回同意等權利。

　　然而，用戶協議動輒上萬乃至數萬字，充斥著大量專業、晦澀的內容。據統計，5款下載量過億次的手機App，平均每款需要用戶“閱讀并同意”的協議內容約有2.7萬字。

　　從司法角度來看，協議越詳盡雙方權利責任就越明晰，因為這是充分告知，能夠最大程度地避免事后糾紛。但是，從實際使用的角度來說，動輒上萬字的協議恰恰會阻礙消費者的知情權。

　　因為大多數用戶沒有耐心，也沒有專業知識看完并讀懂協議，在這樣的情況下勾選同意，也就讓用戶弄不清讓渡了哪些權利。

　　“App獲取哪些信息需要我同意、我有什么權利、要承擔什么責任，完全可以列出一個清單來。”小宇希望用戶協議最好能“長話短說”，將與用戶關系密切的重要部分放到前面突出顯示。

　　“過度要權”最終目的可能是獲利

　　“您的好友也在使用某App”“TA與你有3位共同好友”“匹配您的通訊錄有助更快找到好友”……這樣的提示對于很多手機使用者來說并不陌生。

　　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帶動了新型社交平臺的發展，短視頻、購物、健身、新聞資訊等App，過去與社交基本不沾邊，但如今都被賦予了社交屬性。

　　“數學領域有一個‘小世界理論’，即世界上任何兩個人只要通過6個中間人就能建立聯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網絡安全專家任勇軍教授說，用戶點擊同意后，App通過調取通訊錄，并在后臺進行數據匹配，就會把你推薦給素不相識的人，并告訴對方你和TA有共同好友。

　　過去，要證明“小世界理論”并不容易，現在卻能輕易實現，我們在感嘆“世界真小”的同時，是不是也要警惕App的“過度要權”呢？

　　單勇教授介紹說，2021年3月，國家四部委印發《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App）必要個人信息范圍規定》，其中第五條以列舉形式明確了39種常見類型App的必要個人信息范圍，而通訊錄權限并不屬于必要范圍。

　　2021年12月，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發布的《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監測分析報告》稱，當前如“微信”“51Job”等頭部應用最新版本啟動均不索要存儲、設備等無關權限，但中小應用的“過度要權”問題仍十分嚴重，僅2021年9—12月監測顯示，在華為、小米、騰訊應用寶等主流應用商店的新上架應用中，平均每月有近1000款存在此問題的應用上架。

　　部分App出于精準用戶畫像、推廣營銷等商業目的，想方設法在超出實現功能的必要范圍收集更多個人信息。比如，某應用的電話攔截功能索要了短信、存儲、通訊錄等7項敏感權限；某運動健身類應用在用戶使用觀看視頻等無關功能時，每分鐘獲取位置信息近百次；某應用除了在共享位置時收集位置信息，還在掃碼支付等不相關功能中收集位置信息，以用于用戶消費行為畫像分析。還有很多App盡管不再強制收集信息，仍在首次啟動時就彈窗索要多個無關權限。

　　“App獲取這些權限后，看似幫助用戶拓展了朋友圈和生活圈，但用戶的隱私信息也在無形中被暴露。App索要這些權限的根本原因還是企業想要擴大市場或進行推廣，最終是為了獲利。”任勇軍認為。

　　2021年，國家網信辦針對“七類”超范圍收集行為進行重點整治，包括超范圍收集用戶通訊錄、精確地理位置、短信、通話記錄等在內的一大批違法違規問題得到治理。

　　保護隱私需專人“看門”

　　近日，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通過互聯網監測發現，17款移動App存在隱私不合規行為，涉嫌超范圍采集個人隱私信息。

　　類似這樣的通報并不鮮見。僅在2021年，國家網信辦就對存在嚴重違法違規問題的351款App進行了公開通報，責令限期整改。

　　但是，App敏感數據收集問題仍舊突出。國家網信辦監測發現，60.7%的應用收集了安卓ID等設備唯一標識信息，55.4%的應用收集了應用列表信息，13.7%的應用收集了剪切板信息，而這類信息可用于人物畫像、個性化推送等業務。

　　“個人信息是重要的數據資產，一些App尤其是公用事業類的應用，擁有龐大的用戶群，不法分子和網絡黑客早就盯上了這些敏感信息，并形成黑色產業鏈。一旦App獲取的個人信息被售賣，將在多個層面造成嚴重的安全問題。”任勇軍教授說，比如，用戶出行App或外賣App上面存有百萬級以上的用戶信息，一旦泄露可能不僅影響個人本身，甚至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

　　任勇軍表示，對于用戶而言，不能因為協議太長，就放棄閱讀。應當不隨意開放和同意不必要的隱私權限、不隨意輸入個人隱私信息、定期維護和清理相關數據，避免個人隱私信息被泄露。

　　那么，對于監督管理部門來說，究竟該如何約束長篇大論的用戶協議，把保護用戶隱私落到實處？

　　當前，相關機構正在起草《信息安全技術互聯網平臺及產品服務隱私協議要求》，可為平臺企業的用戶協議及隱私政策合規提供指引。

　　相較于制定相關行業規范，如何將規范落到實處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

　　單勇教授認為，App違規收集用戶信息行為無法根治的原因主要在于三點：一是行業主管部門的治理資源有限，僅依靠行業監管較難規范所有App的信息收集行為；二是部分中小企業存在僥幸心理，試圖通過違規行為獲取更高經濟利益；三是《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雖賦予了用戶數據權利，但實踐中用戶權利的實現方式并不明晰，用戶在權利受侵害時難以有效維權。

　　“行業主管部門應持續開展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充分發揮頭部平臺的‘看門人’作用，由其盡責履行對應用市場內App及平臺內小程序的監管義務，規范相關App、小程序的個人信息收集行為。”單勇還建議，對于個人信息保護投訴舉報渠道和透明度報告機制應予以完善，維護用戶對行業治理的知情權和監督權。（科技日報記者 張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