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 明（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梁代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文選》，是我國現存編纂年代最早的總集，膾炙人口。蕭統為之作序，闡明編纂意圖、選錄范圍，也體現了其文章審美的觀念。

　　所謂總集，是相對于別集而言的。從曹魏、西晉時起，圖書分類法由七分法逐漸演變為四分法，即分為經、子、史、集四大類。經部收錄的是儒家經典；史部收錄史書；子部書比較駁雜，以闡發思想見解者為主；集部書則多由單篇文章匯集而成。若是一位作者的文章匯集成一部書，稱為別集；多位作者的，則稱總集。無論別集還是總集，所收錄的既包括詩賦，也包括各種各樣應用性文體的文章，如《文選序》所說的頌、箴、戒、論、銘、誄、贊以及詔誥教令、表奏箋記、書誓符檄、吊祭悲哀、碑碣志狀等。別集或總集的編纂，首先是為了作品的保存，避免散佚；另外，若是經過選擇沙汰而后編成的，就具有便于讀者欣賞和揣摩學習的功用。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文章太多而良莠不齊，先經編纂者的一番淘洗，讀者就方便得多。《文選》就是這樣一部“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總集。

　　《文選》的編纂，是以當時存在的諸家別集和總集為基礎的。西晉以來，已有各種總集的編纂，其中如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是分體編輯的大規模總集，尤其能給《文選》的編輯提供很大的方便。既然是在集部書的基礎上編成，那么基本上不收錄經、子、史部書籍里的文字，是當然的。那首先是一個體例上的問題。不過蕭統在《文選序》里并未明說這一點，而是從另外的角度說明其不收經、子、史書的緣故。他說，經書是教人如何處理各種人際關系、如何做人的，它們出于圣人之手，“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地位太崇高了，因此不能割裂截取、當作一般文章那樣編入總集。《老》《莊》《管》《孟》那樣的子書，“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作者的意圖是要闡發某種思想主張，而不把文辭的美惡優劣放在重要地位，所以也不選。流傳下來的忠臣賢人、謀夫辯士的話語，有些是美好動聽的，但當初只是口頭表述，并非寫成的文字，也就不選。至于史書，是記載事實而寄寓褒貶的，也與單篇文章不同，當然也不入選。由這樣的說明看來，蕭統認為集部文章與經、子、史文字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即集部文章應該是“以能文為本”的，亦即應該特別講究文辭的運用的。《文選》就是要從這種講求文辭的文章里選錄其佼佼者。

　　《文選序》還有一段話更鮮明地體現了這樣的選錄宗旨。蕭統說，雖然不選史書，但是史書里的序、論、贊、述卻是要選載的。為什么呢？就因為這些文字是“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的，既然“事出于沉思”，那么就“義歸乎翰藻”。意思是說，史書里的贊、論、序、述與書中一般敘事的文字不同，它們是很注意文采的，作者寫作它們時在文辭運用方面是精心構思的，因此理當歸屬于講求文辭的一類，也就應該選錄于《文選》之中。總之，蕭統是說，《文選》里選載的都是特別講究文辭運用的文章。

　　那么，該怎么講究呢，怎樣的文辭才是蕭統心目中的好文章呢？從“辭采”“文華”“翰藻”等語詞，可以體會到，蕭統要求文辭博富而美麗。《文選序》說：“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學語言同社會生活里種種事物一樣，是從簡單質樸向著精巧華麗發展的。這是蕭統的文辭發展觀，也是他心目中一個基本的文章審美標準。文章好不好，首先看它的辭采是否漂亮。應該說，這不僅是蕭統個人的審美觀，而且是他那個時代具有普遍性的標準。

　　如果說得再具體些，那么可以說，當時人們所認為的漂亮文辭，包括語句偶對、聲音和諧、辭藻富麗、運用典故等幾個方面，也就是具有駢儷文字之美。這在《文選序》沒有具體說出來，但從《文選》選錄作品的情況是可以窺見的。比如《史記》里的序和“太史公曰”，頗有感慨跌宕的文字，但《文選》一概不選，那與這些文字句式長短錯落、不合乎駢文要求很有關系。《文選》選的是班固、干寶、范曄、沈約所寫的史論述贊，它們句式比較整齊，講究對偶和辭采。又如同樣是寫三月三日禊飲的詩序，不選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而選顏延之、王融的兩篇，那與《蘭亭集序》比較質樸，而顏、王所作“文藻富麗”有關。顏、王這兩篇文字當時以此而聞名遐邇，連北朝人士都佩服之至。再如陶淵明詩，北宋以后成為一種詩美的典范，《文選》卻所選不多，因為陶詩語言樸素率直，在齊梁時是被認作“田家語”的。曹操詩在后世被稱贊為“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文選》則只收錄兩首，也是同樣的緣故。

　　蕭統所持的這種駢儷時代的文章審美觀，自然有它的局限性。不少優秀作品由于不符合駢儷之美的標準而被忽略了。這從上文所述便可見一斑。在蕭統看來，子書、史書“不以能文為本”，是不在美文范圍之內的，這樣的眼光也嫌狹窄。以后人、今人的眼光看，別的不說，《史記》《漢書》《世說新語》中那些人物形象、細節描繪、名言雋語，多么栩栩如生；《莊子》的浪漫想象，縱橫恣肆，也多么具有文學色彩。而蕭統那個時代的人們沒有認識到它們的美。這些確實是《文選》編者審美觀的局限。但是，在我國文學史上，駢儷時代畢竟是一個重要而且漫長的時代，同樣產生了許多優秀的篇章。如果像后世某些提倡“古文”的論者那樣，排斥駢儷之美，蔑視駢體詩文，那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同樣是片面而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歐陽修曾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這話就說得不客觀。《文選》選錄了晉代陸機的大量詩文，陸機是蕭統最心儀的作家之一。詩且不說，即以其他文體而言，《嘆逝賦》《文賦》《豪士賦序》《吊魏武帝文》《辯亡論》《演連珠》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作。靠了《文選》，我們今天還能欣賞到這些名篇。陸機之外，晉代其他的優秀詩文，在《文選》里也保存了不少。歐陽修的話，只能視為夸張地表達對《歸去來辭》的喜愛的一時興到之言而已。南朝尤其是齊梁是駢體文學發展到極致的時代，《文選》所錄這個時期的佳作當然也很多。隨便舉幾個例子：今天我們還津津樂道的托名李陵的《答蘇武書》、江淹的《恨賦》《別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遲的《與陳伯之書》等，還有許多人們熟知的名詩佳句，就都在《文選》之內。駢儷文辭和散行文辭，各有各的美，最好是互相汲取融合而不必彼此排斥。江淹曾說，文學欣賞應該“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而不該“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雜體詩序》）。江淹是一位出色的駢文作家，而他的若干文章卻具有散行“古文”的氣息。這在一味追求駢儷的時代，是一個異數。

　　《文選序》還有幾句話也值得注意：蕭統說各式各樣的文章，包括大量應用性的文字，“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應用性文章，盡管本來是為了實用目的而撰作，但如果在文辭運用上精心構思打磨，便也具有了審美的價值。重視各類應用性文章的寫作，是我國的一個優良傳統，今天也該繼承這一傳統。這還啟發我們，學者們反復討論“什么是文學”的問題，答案不應僅僅從作品的體裁方面考慮，重要的是看它們有多少審美的價值。各種應用性文字，即使不像一般文學作品那樣具有鮮明的形象和濃烈的情感，只要在文辭運用方面讓人有某種美的感受，就也可歸之于“文學”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