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位于上海市黃浦區的辦公室，到江蘇省揚州市的密接隔離酒店，再到揚州方艙醫院，再回到上海赴崇明密接隔離點……共青團上海市黃浦區委副書記王啟洋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里，把上海“戰疫”的重要環節全都體驗了一圈。他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痊愈后帶著“抵抗力”繼續奮戰在上海戰疫的第一線——5月5日，剛剛痊愈沒多久的他，住進了位于上海市崇明區的密接隔離點，從安保、后勤、餐飲、消殺、衛生等全系列入手，為入住那里的黃浦區密接群眾提供服務。

　　王啟洋的名字出現在黃浦區一些新冠陽性感染者和密接者人群的微信通訊錄里。人們不知道他平時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他是那個和自己一起乘車去揚州、崇明隔離的“大巴團長”。很多人甚至連他長得什么樣都不知道，但有他的微信。

　　一些“團員”知道，這個“小王老師”后來自己也中招了，住進了位于江蘇省揚州市的方艙醫院。“沒錯，我就是江蘇新聞發布里提到的那種‘外省來蘇人員’。”王啟洋說。

　　今年3月初上海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團干部王啟洋的工作地點包括辦公室、小區居委會、轉運密接的大巴、隔離酒店和方艙，無論身在何處，他一直是那個在人群中喜歡沖在前頭、給大家服務的“小王老師”。

　　走！揚州14日團團長上線

　　3月31日，趕在上海浦西封控日前一天，王啟洋在家匆忙收拾了些東西，住進了團區委辦公室。當他拖著行李箱到辦公室時，眼前的情景讓他傻眼了。

　　團區委書記董磊提前搶購了很多半成品菜、水果、方便面、粉絲、面條堆在辦公室；團區委其他同事帶來了電飯鍋、蒸鍋和空氣炸鍋，準備在辦公室里“開伙”。

　　從這一天開始，王啟洋和其他小伙伴們一起，每天都去支援黃浦區一線居民區，幫助居民區組織核酸采樣、分發包裝抗原。

　　4月3日晚，王啟洋正和同事們吃著泡面，接到了區委組織部的電話。“好了，明天我要送密接群眾去外省了。”王啟洋回復了一通“嗯嗯、啊啊、好的”之后，掛了電話。

　　這項工作的風險，不言自明。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還要面對各個環節、各種不可預料的突發情況。但在王啟洋和團干部們眼里，這事兒“嗯啊”幾下就定了。他們開始幫著王啟洋準備行李，什么東西都往箱子里塞，重點給他塞了許多自測抗原，以便他每天可以自測。

　　4月4日下午，王啟洋出發了。他在一輛大巴車上坐陣，從15時到16時30分，一個半小時時間到各個居委會接走了約20名密接人員。

　　每接一名密接者，都是一項挑戰。有人不肯走，在家自我隔離3天了，認為沒有必要再去外省隔離了；有人已經有些發熱頭疼了，覺得自己馬上就會轉成陽性，不用去了；有人大包小包帶了很多東西，就當去旅游；還有的人干脆什么也不帶，空著手……

　　王啟洋一一向他們說明情況，反復耐心勸說。實際上，到揚州后究竟什么情況，王啟洋自己心里也沒底。他默默地加了每一名由他接走的密接群眾的微信，備注好他們的姓名、基本情況、特殊需求，心里想好，“我接走的，我一定要確保他們每一個人安全回家”。4月4日駛向揚州的這輛大巴上，王啟洋就像導游一樣坐在最前面的導游椅上，拿著話筒安撫大家，“大家不要緊張，我們就當是去旅游了，你們就當我是導游。為了大家安全，車上不能開空調，有發熱或者暈車嘔吐的情況，請大家聯系我”。他修改了微信群群名，叫“揚州14日團”。此后，大巴車上的密接群眾都叫他團長或者“小王老師”。

　　急！有人半夜搞事情了！

　　4月4日21時許，一行人入住隔離酒店。這天夜里0時許，揚州的醫護人員開始為大家做核酸采樣，一直到凌晨2時左右才離開。第二天，王啟洋一早就起床工作。他所在的這支密接轉運隊伍，是整個黃浦區第一支負責轉運工作的團隊，這一天，他總結了點位工作負責制、工作例會制、大巴專人負責制等多個轉運制度，并撰寫了隨車轉運負責人工作提示。他們總結的工作經驗能為后續轉運工作提供借鑒和參考。

　　然而，住進隔離酒店的群眾每天還在出突發狀況。有人突然發燒，恐慌不已，一直給他打電話，咨詢方艙情況；有人不肯遵守酒店防疫規定，堅持要到酒店房間外的走廊散步；有人想要抽煙，把自己帶來的無人機飛到別人房門前，運輸香煙。

　　最緊急的情況是，有人因為沒有煙抽無法緩解焦慮，砸碎了自己的手機，割破了自己的手。這讓酒店和工作小組工作人員一下子高度緊張起來，酒店提出將這名密接人員送回上海。但工作專班組長卻主動挑下了這個重擔，“在揚州，我們就是他的家人。這種情況下，家人是肯定不會把他送走的”。

　　在這名組長的帶領下，大家把這人的房間從5層換到了1層。與酒店負責人協商，特事特辦，每天早中晚三頓飯，都給他提供3-4支煙，助其緩解焦慮情緒。同時，落實專人對其進行跟蹤服務。每天早上給對方發“早安”微信，中午詢問對方“飯吃了嗎”，晚上同他聊聊“在看什么電視”，及時了解其情況。

　　此后，這名群眾再也沒有提出過其他要求，平安度過了隔離期。

　　這個隔離點里，還有一對父子。得知20多歲的兒子確診，要被送去方艙醫院后，與其一同隔離的60多歲父親急得用頭撞墻。工作轉班成員之一、黃浦公安分局的團委書記、民警李騰一遍遍地反復與其溝通，開導他。

　　王啟洋說，大家后來都學習了組長的微信聊天截屏和李騰的電話錄音，一起研究怎樣在疫情下做好群眾工作。

　　暈！團長你也來方艙了？

　　4月8日晚，也就是王啟洋入住揚州酒店的第四天，他迎來了自己的“驚喜”。這天18時許，揚州醫護人員照例上門測量體溫、進行核酸采樣。

　　輪到王啟洋時，對方輕聲叫了一下，“呀，37度2。”對方后來又測了兩次，還是37.2℃。核酸采樣工作結束后，王啟洋趕緊找出出發前同事幫忙打包的抗原試劑自測。

　　“很快就顯示出了兩條杠！”王啟洋說，自己當時確實有些莫名的“驚喜”，“從3月開始自測抗原到現在，測了十幾二十次了，一直是小隊長，這次竟然當上了中隊長”。

　　但隨即，他又開始發愁了。他愁的不是感染本身，而是后續的工作怎么對接開展。“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總結出一些工作經驗了。我這一去方艙，后面再有密接群眾送過來，萬一對接不好怎么辦。”他趕緊交接工作，事無巨細一一羅列了出來。

　　他還與工作專班的同事一起討論了自己可能接觸的感染源，提醒大家后續工作一定要當心這些環節。

　　一是在轉運密接人員的大巴車上，雖然這些密接人員都是核酸陰性才予以轉運的，但不排除有的人已經有些感冒癥狀、目前核酸陰性、過兩天核酸轉陽的可能。與他們接觸后，脫大白隔離服時，一定要嚴格規范，避免感染。

　　二是抵達隔離酒店后的核酸檢測工作，核酸采樣人員很有可能給一名尚未確診的陽性感染者進行了采樣，隨即又來給其他人員進行采樣。做核酸時，要小心屏氣，做完核酸回到房間要注意消毒。

　　一切安排妥當，王啟洋收拾了行李等待轉運。當天夜間0時左右，他的核酸結果和轉運通知同時抵達。他入住到了揚州的方艙醫院，成為第二天江蘇省疫情通報中的一名“外省來蘇人員”無癥狀感染者。

　　在方艙里，他把自己小區業委會的“上海團購經驗”帶了過來。他給每天忙得不可開交的小賣部老板娘安排起了“購物接龍”，讓老板娘可以清楚地知道每天每個床需要購買什么物資。

　　入群時，好幾個曾在轉運大巴車上與他聊天、訴苦、后來確診陽性的患者在群里@了他，“暈，王老師是你嗎？”“團長你也來方艙啦？”

　　王啟洋也幽默地回復他們，“是呀，前面一路陪大家，從大巴、到酒店，方艙這么重要的點，一定要過來陪一下啊”。

　　上海人在揚州方艙里的購物熱情因為這個購物群被充分激發了起來，從最開始買些牙刷、牙膏、生活用品，到后來每天在群里“嗨購”，牛奶、蘋果、薯片、可樂……方艙生活一點也不耽誤陽性感染者們買買買、過日子。

　　看到揚州的醫護人員忙不過來，方艙里的陽性感染者們自發組織起來成立“方艙志愿者隊”。王啟洋和大家一起，幫忙收垃圾、鋪床、拖地，把隔離房間整理得干干凈凈。

　　他們每天還有兩小時的“放風”時間。這段時間，揚州的工作人員要對病房進行紫外線消毒，患者們都能聚集在外頭聊聊天。這時，王啟洋又成為了那個最懂政策、最能講清形勢的“意見領袖”。

　　“小王老師”往那兒一站，周圍總能圍著一大群人。回上海后怎么申請紅碼變綠、回到居民區買不到吃的怎么辦、聽說有居民區反對陽性人員回家怎么辦、上海目前形勢到底怎么樣了……他總是盡己所能回答大家的各種問題，擺事實、講道理，大家對他的“政策小講堂”比較認可，所以都愛圍著他聊天。

　　一些住在上海黃浦區二級以下舊里的老街坊，也加了他的微信，“小王老師，咱們以后多聯系，你如果有舊里動遷的信息，一定及時告訴我啊！”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燁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