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鼎被視為禮器、傳國重器。國內不少博物館都收藏有鼎，其中知曉度較高的，當屬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后母戊方鼎(曾被稱作司母戊方鼎)，其他還有分藏于國博、上海博物館的大盂鼎、大克鼎等。今天我們不妨登錄廣東省博物館云平臺，于“絲路光華：粵隴文物精品聯展”認識另一件青銅鼎重器——秦公鼎。

　　這件出土自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的文物，因鼎腹內壁有銘文“秦公作鑄用鼎”，故得名。可別小看這些銘文，因為承載著可信的史料，后人可據此判斷青銅器年代，以及彼時器物形制及紋飾方面的標準。更令人稱奇的是，它還暗藏著秦人崛起的秘密。

　　“秦”為何地？“秦公”又是哪位秦公呢？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人的祖先柏翳輔佐大禹治水有功，獲舜帝賜嬴姓，從此躋身上古主要姓氏。到了周代，秦非子高超的養馬技術深得周孝王賞識，于是派他到“汧渭之間”養馬，結果大獲成功，“馬大蕃息”，孝王大喜，賜給土地，明確為周王朝的附庸國，“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從此，秦人續寫了祖先的榮耀，獲得了合法的根據地。此后，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正式封為諸侯。而襄公在隨后討伐西戎的途中去世，歸葬于故地西垂，即今甘肅禮縣的大堡子山。襄公的兒子文公伐戎取得成功，一舉收復周王朝失地，并開啟了秦人東進的進程。文公死后也葬在禮縣大堡子山。

　　由此可見，秦公鼎出土的甘肅禮縣大堡子山，是秦非子以來數代秦人篳路藍縷所創基業的肇興之地，也是秦人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據地，還是秦襄公、秦文公兩位關鍵人物的落葉歸根之地。一般認為大堡子山M2為秦襄公墓，M3為秦文公墓，而M3出土的“秦公鼎”，即屬秦文公。

　　當然，由于大堡子山遺址曾遭嚴重偷盜和損毀，出土器物散落各地，導致學術界對M2、M3兩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爭論，但有意思的是，部分學者獨辟蹊徑，從文字演變的角度入手，為確定秦公鼎歸屬提供了頗具啟發的視角。

　　“秦”字，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現，字形為舂下雙禾，即雙手持杵，使用臼舂禾脫粒，這一象形反映出上古時期秦地所在的隴東一帶原始農業蓬勃發展，也是對脫粒方式的直觀記錄，而且這種脫粒方式的象形最終發展成為秦人的國號，可見早期擅馴鳥獸、后來養馬為業的秦人，對吃糧問題有多么重視。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M2出土的青銅鼎(部分現藏于上海博物館)上，“秦”字的書寫仍然帶“臼”，而到了M3出土的秦公鼎上，就省去了“臼”形，即在短短的一代人之間，國號“秦”的字形發生了顯著簡化。

　　那么，這種化繁為簡是如何發生的呢？首先，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及脫粒方式的改進，使用“臼”脫粒，效率已過于低下，無法滿足生產需要。省略“臼”，正反映了臼這一帶有石器色彩的低效率生產工具遭到淘汰的現實。要知道在同時代乃至更早的《詩經·豳風·七月》中，對周之祖庭豳地(今甘肅隴東和陜西咸陽一帶)的農業生產的記述是“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也就是通過在場圃上碾壓莊稼進行脫粒，而不是用雙手杵臼脫粒。甚至到了2700年后的今天，碾場脫粒在我國西北部分農村地區仍在沿用。所以，“秦”字中“臼”的脫落，也是秦人積極擁抱周朝先進生產方式和農耕文化的一種進取表征。

　　有趣的是，與M3出土秦公鼎上銘文“秦”字省“臼”簡化幾乎同時，周平王因秦人護駕東遷有功，把周之故地豳地在內的大片失地許諾給了秦國，而后秦文公擊敗了犬戎，將周朝大片故地收入囊中。豳地的農業生產方式特別是脫粒方式，顯然比秦人的雙手杵臼脫粒要先進，那么學習先進生產方式，融入農業文明，就是秦人自然而然的選擇了。秦人不僅擁抱了周朝故地先進的生產方式，而且這種擁抱極為主動、迫切，并及時將這種學習和接納的熱情反映在了國號“秦”的書寫，即“臼”的脫落上。

　　從先祖協助大禹治水，歷經夏商周三代，至戰國一統六國，秦人用了約2000年的時間，達到空前輝煌，然而，旋即僅歷二世而亡。正如唐代詩人杜牧《阿房宮賦》所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謝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