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你撞的，為什么要扶？”16年前曾出現在南京“彭宇案”中的質問，至今仍頻繁出現在媒體評論和網友發布的帖子、短視頻中。這一引起“救不救”“扶不扶”爭議的標志性事件，成為許多人幫助陌生人時總會浮現的陰影，也是一些人提出“雷鋒精神已不合時宜”的論據。

　　“‘彭宇案’是社會轉型期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多位專家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口流動數量和頻次史無前例地增加，好人受委屈甚至被訛詐在熟人社會過渡到陌生人社會中時常會出現。

　　“雷鋒精神本質是一種志愿精神，越是在陌生人社會越需要學習雷鋒精神。”專家們認為，此時法律就應該站出來給學雷鋒的人們“撐腰”，建立包括“好人法”在內的自愿救助免責制度，為做好事的人卸下心理負擔。

　　近年來，一些地方陸續出臺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等法規，國家層面從民法總則到民法典中的“好人條款”的施行……中國式“好人法”體系初具雛形。

　　讓好人有更好的法

　　為他人做心肺復蘇，不小心壓斷被救者的肋骨怎么辦？熱心群眾追小偷，小偷摔傷，追人者是否擔責？在社交平臺上，許多看似像笑話一樣的事，現實中確實在發生。

　　2017年9月7日，遼寧沈陽一位老人在藥店買藥時突然暈倒，店主孫向波對老人實施心肺復蘇時，致其12根肋骨壓斷。老人將孫向波告上法院。遼寧省康平縣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駁回被救老人的訴訟請求。

　　這一判決援引了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四條之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該條文即是受到各界贊譽的“好人條款”，于2017年3月15日由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全國政協第十一、十二屆委員會委員、四川鼎立律師事務所首席律師施杰長期關注、呼吁設立“好人法”，參與和目睹了這一條款出臺的全過程。

　　2013年8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開始實施。這是全國首個保護救助人的專門立法，為“活雷鋒”撐起一把保護傘，誣告陷害救助人將擔責。

　　事實上，一些經歷過社會轉型期的發達國家和地區也設立了專門的法律保護好心人，比如規定在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某種損害時可免除責任，有的還要求公民必須幫助遭遇困難的人，如聯絡有關部門等。

　　施杰認為，從民法總則到后來的民法典中延續的第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條規定，可見國家立法部門對之前社會輿論是在積極回應的。他注意到，第一百八十四條反復修改了3次，免責范圍從有條件免責最終修改為全部情況下的免責，體現了對救助人徹底的權利保障。

　　華東政法大學副研究員邱唐曾撰文稱，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是民法典的一大亮點。該條的具體內容為：“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該規定明確豁免了見義勇為者事后可能面臨的法律責任風險。”邱唐表示，事實上，這一新的立法，也是對當代一些社會熱點新聞事件的回應。

　　他介紹說，在近年的中學生扶摔倒老人反被誣告、路人救車禍傷員反被賴、小伙下水救人卻被訛詐等事件時見報端，“見義‘為不為’、見死‘救不救’”似乎成了一個頗讓人糾結的事情。民法典的新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對于重新廓清社會風氣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誰也不想助人之后惹來無盡的麻煩

　　施杰自2011年起就開始呼吁設立“好人法”。令他產生這一想法的直接原因是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

　　2011年10月13日，年僅兩歲的女孩小悅悅在廣東省佛山市相繼被兩車碾軋，7分鐘內，18個人路過均未施以援手，直到第19個路人——58歲的陳賢妹出現，上前半扶半抱起小悅悅。但是結局是悲慘的：7天后，小悅悅搶救無效離世。

　　那一年，施杰因推動“醉駕入刑”入選2011年度法治人物，以拾荒為生的陳賢妹因為救助小悅悅這一行為也被作為“2011最美中國人(群體)”的形象之一接受頒獎。在頒獎活動上，陳阿婆讓施杰“內心久久無法平靜”。

　　陳賢妹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就是想救人”。施杰相信，任何人遇到小悅悅這種情況，第一反應肯定是要去幫忙，但很多人看到后并沒有伸手，“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萬一賴上我怎么辦？”施杰告訴記者，向遇到困難的他人伸出援助之手，這本身是一件非常簡單、純粹的事，中華民族“禮義之邦”自古就有助人為樂的優良傳統。但在出現“小悅悅事件”的那些年里，幫助他人變成了一件復雜、麻煩的事。

　　“這些案例對社會的消極影響有目共睹，對人們道德的腐蝕將產生深遠影響。”社會學者、上饒師范學院政治與法律學院副院長聶洪輝教授曾經對此做過社會學分析，他表示，這類案例增多，給人們的啟示就是：做好事要注意，不要輕易伸出援助之手，最終“不救助他人的人受到指責，老人也沒有人幫助”，二者都陷入尷尬境地，社會陷入道德困境。

　　保護普通善舉的內生動力

　　近年，隨著攝像頭的普及、智能手機錄像的應用，許多人在幫助他人比如扶人時，會觀察附近是否有監控或是打開手機攝像邊拍邊扶。

　　“在法律層面，這是固定證據的一種方式。”施杰說，這種行為一旦發生，其實反映了人們內心預想到“被碰瓷、訛詐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如果僅僅依賴于某種條件才敢去扶，“這是更悲哀的事”。

　　“見義勇為救助制度是一個好的實踐和參考。”施杰表示，在所有“好人好事”行為中，褒獎見義勇為的制度設計和配套執行程序更為完善，但是值得見義勇為的事是少數、可以被評定為見義勇為的事跡也是少數，現在更應該關注人們在那些日常的、助人為樂的小事中面臨的責任風險，而“學雷鋒”主要內容就是像雷鋒一樣，在日常生活中為他人提供幫助。

　　比如“扶老人”，每個人、每天可能都會遇到。雷鋒的故事中，他在生前也遇到過背老人回家的小事，也差點因為老人的女兒誤會發生糾紛。

　　施杰認為，“好人法”更應該在這些小事中發揮作用。

　　“‘學雷鋒’在不同年代有著不同的形式，但都是通過激發人們的志愿精神，動員人們參與到社會事務中，創造凝聚社會共識的價值，增加社會的公共性、利他性。”聶洪輝認為，雷鋒生活在相對穩固的熟人社會，與那個年代相比，當前流動性如此龐大的陌生人社會更需要志愿性質的互助。

　　聶洪輝表示，反過來說，如果扶助老人的救助者沒有得到應有的正義對待，對他們和整個社會的良心都會產生毒害作用，也許有些人從此就不再會伸出助人的手，甚至轉而投入到加害他人的群體中去——人們最難忍受的是“將他們視為真理的東西當成了違法、犯罪”。

　　“法律制度最終目標是保障公民在道德層面回歸到最淳樸的狀態，讓大家從內心愿意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溫暖的手。”施杰建議，我國應該構建一套保護好人的自愿救助制度，從立法、司法、道德和輿論等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設立、整合國家級的“好人基金”、為救助行為中產生的損失提供支持，鼓勵律師無償為被訴的救助者提供法律服務。

　　2021年8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頒布，其中一則條款寓示“好人法”正在向更精細、更全面的方向深入。

　　醫師法第27條規定，“國家鼓勵醫師積極參與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場所急救服務；醫師因自愿實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這一條與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條的精神一脈相承，鼓勵有專業救助能力的醫師參加院外急救、社會急救。

　　應急總醫院急診科主任鄭山海撰文表示，“救命”可能發生在醫院，還有很多時候出現在院外，且院外急救有著比院內急救更加急迫的時間要求。“再快的急救車也需要時間，這時公共場合的醫務人員就是最有價值的力量。”

　　急救也是有風險的，例如在早期生命支持中最為常見的胸外按壓和電除顫，前者可能導致肋骨骨折，后者可能帶來電擊傷。鄭山海說，急救導致受助者肋骨骨折或肺損傷，過后被家屬起訴的事件不是孤例。新的醫師法為醫生掃除了障礙，將使醫生在院外發揮更為積極的救人作用。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耿學清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