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素來藏富于民，農民收入連續38年領跑全國。可要說到村級集體經濟，卻曾經一直是短板。2016年，浙江近1/4的村莊年收入尚不足10萬元。

　　浙江，山清水秀，風景如畫。如何讓美麗鄉村轉化為美麗經濟，做好“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篇大文章？又如何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實現鄉村全面振興？這一直是擺在各級黨委政府面前的課題。

　　然而，集體經濟怎么壯大？工業化時代的“土豪村”難再復制，也并非村村能吃上“旅游飯”，很多平凡村莊乏善可陳，資源缺東少西，發展前景受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這一指示，方向清晰，目標明確。近年來，浙江各地銳意改革、大膽實踐，涌現出許多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好做法好經驗。其中，源自基層創造的“三板斧”值得借鑒。

　　頭板斧：

　　強村公司 破冰前行

　　早在十多年前，浙江新昌、平湖等地就開始探索村自建公司。然而，由于缺乏現代企業管理能力，只盯著一畝三分地，注定賺不了大錢。于是，各地紛紛開始“借船出?！?。做強村級集體經濟的頭板斧——強村公司應運而生。

　　所謂強村公司，不是指某家企業，而是為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按照“產權清晰、收益歸村”原則組建現代企業的統稱。從強村公司的層級看，有村莊、鄉鎮、縣、市四級；再看出資方，有單村獨資，也有多村合資，亦有村級資金入股國有公司或工商企業。

　　無論何種形式，只要有效果，就能形成燎原之勢，這一源自基層的探索很快受到關注。2020年，“強村公司”正式被寫入浙江省委、省政府文件，由此進入發展快車道。

　　獨行難，眾行遠。鑒于村級公司后期運營難度大，浙江鼓勵強村公司采取村村聯建，或入股縣、鄉級聯合發展平臺，以便整合優勢資源、拓寬業務范圍。

　　余杭區永安村地處杭州西郊，2017年集體經濟收入只有28.5萬元。成立強村公司后，通過發展農文旅融合，集體經濟一飛沖天。平?？疾烀?，周末游客熱，人氣旺得不得了。去年，永安村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超過500萬元。眼下，永安村又從一村謀富拓展到抱團共富，與周邊村組建了新的強村公司。

　　余杭目前有各類強村公司90余家，去年營收約1.52億元。今年，當地計劃組建一家區級強村公司，各鎮街至少有一家抱團型強村公司。區委副書記朱紅丹說，去年，余杭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村均660萬元，所有村都在100萬元以上。

　　記者調研發現，因為有了強村公司，很多沉睡資產得以蘇醒，繼而“生金”，為鄉村振興注入新活力。安吉有個“小癮·半日村”，過去盡是村民搬遷留下的舊房。強村公司通過與知名設計師合作，讓這里變成了民宿的集聚村落，置身其中，令人驚嘆。

　　對于創新，浙江歷來包容，邊實踐邊完善。對于困難和問題，浙江也并不避諱，更不會因此“棒殺”。比如，如何避免同質化競爭？怎樣打破“大鍋飯”，激發帶頭人的內生動力？如何加強風險防控等？浙江在探索中完善，在發展中規范。

　　在浙江，強村公司如雨后春筍般遍布鄉村，激活了鄉村振興一池春水，成為鄉村共富的新引擎，奏響了強村富民的新樂章。截至目前，浙江已成立2278家強村公司，入股行政村達11280個，去年實現總利潤21.7億元，村均分配收益15.4萬元。盡管去年疫情對各類經濟業態影響較大，浙江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仍同比增長7.5%，強村公司發揮了重要作用。

　　浙江省委農辦主任，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書記、廳長王通林表示，強村公司是有益的探索和實踐，有效盤活了鄉村沉睡的資源、資產、資金，壯大了村級集體經濟。接下來，浙江將繼續深化強村富民鄉村集成改革，在發展強村公司的道路上，既要扶植做強，又要規范做優，推動其在高質量發展的軌道上闊步前行。

　　二板斧：

　　拆掉籬笆 片區組團

　　單一的一處鄉村景點，無法滿足多元消費需求，帶來的經濟效益自然也有限。為此，浙江巧借行政推動，與市場有機互動，打破地域界線，進行跨村聯動，讓散落的景點連片成線。這就是浙江強村的第二板斧——片區組團。

　　安吉縣余村是“兩山”理念的發源地。過去的余村，受限于產業形態不多等情況，客流很難轉化為現金流。如今拓展至“余村大景區”，涵蓋了17個村，靠什么留住游客、留住鄉愁，同樣值得思考。

　　鄉村高質量發展，不能裝到籃里都是菜，亦不能簡單停留在農家樂階段，需有新經濟新業態，讓鄉村越來越有“趣”，越來越有“味”。由此，余村向全球發出“英雄帖”，招募合伙人，目前已吸引40多個團隊200多名合伙人加盟。在千年銀杏樹下讀書，在大草坪上欣賞鄉村音樂會，在動漫體驗空間尋找童年記憶……項目日新月異，精彩應接不暇，“兩山”理念迸發出實踐光芒。

　　在湖州市委常委、安吉縣委書記楊衛東看來，踐行“兩山”理念，關鍵在轉化。通過片區組團，可以更好形成資源協同；通過運營前置，避免了投入浪費，項目建完即可運行，村集體以資源、資產入股，農民拿租金、掙薪金、分股金，可謂一舉多得。

　　余杭區徑山鎮黨委書記沈萍同樣坦言，過去行政村之間單打獨斗，難以滿足吃住游樂購娛等需求。因此，徑山將全鎮15個村社劃分為三大組團，發揮各自特長。

　　“這可不是拉郎配，而是優勢互補。資源整合后，各種業態加速落地，不少閑置資產也被迅速盤活?！睆缴芥傂」懦谴妩h委書記林國榮深有感觸。該村是習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書記時提出“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地方，片區組團后，選擇以“樟樹下議事”的紅色遺產作為重點，發展更入佳境。

　　眼下在浙江，片區組團、攜手奔共富蔚然成風。這種組團并非物理組合，而是深層次的發展方式變革。畢竟，單個村的資源有限，一旦抱團就能形成新優勢。這不僅是共同富裕的政治要求，也是市場競爭帶來的必然結果。

　　感受詩詞里的鄉村，品味山水里的中國。浙江重點打造的“唐詩之路”，覆蓋杭州、寧波、紹興、臺州、舟山5個地市20多個縣，串起了山水與唐詩之“鏈”，讓鄉村旅游有了精神內核，成了全域旅游推進工程的典范。

　　與此同時，浙江以黨建聯建為引領，為資源整合創造了條件。浙江省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表示，黨建聯建是在不打破現有行政區劃管理體制、不改變原有黨組織隸屬關系和功能形態基礎上，推動村社、機關企事業單位、兩新組織、金融機構等黨組織開展聯建，以更好提供資源支撐和促進抱團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黨建聯建并非停留在開開會、掛掛牌層面，而是要求實體化運作。臨海市抓黨建聯建強調落地性，并定期打擂臺、拼實績。眼下，全市72個黨建聯建齊頭并進，力爭到2025年底，片區累計經濟效益超5億元。

　　在浙江，片區組團已成為開展鄉村經營，打通“兩山”理念轉化路徑的熱門選擇。越來越多的組團意識到，只有真正形成利益共同體，只有真正運營起來賺到錢，那才叫神形兼備。正所謂親兄弟明算賬，各方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否則就是光喊口號。

　　當然，合作難免有分歧與矛盾。比如，如何找到利益契合點？怎樣激發各自能動性？如何避免“三個和尚沒水喝”？“強村怕吃虧、弱村怕失去話語權”的心理又怎么克服？都需要在磨合中攜手破解。目前，浙江形成黨建聯建實踐案例7100多個，成功破解了各村單兵作戰、勢單力薄問題，實現資源共享、集聚發展。

　　三板斧：

　　資源挪位 “飛地”抱團

　　發展村級集體經濟，不可能“十個指頭一般齊”。如何讓資源稟賦不足的村獲得發展機遇，同樣需要在實踐中尋找答案。因此，資源挪位，“飛地”抱團，就成了浙江強村的第三板斧。

　　所謂“飛地”抱團。簡而言之，就是以資源稟賦不足、集體經濟相對薄弱的村為重點，將村級扶持資金和建設用地指標等資源，集中配置到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采取異地共建項目、聯合發展物業經濟等方式，增強“造血功能”。如此一來，既促進了產業聯姻空間，又促進了資源最大化整合、要素最優化配置。

　　除了縣域內部的“飛地”，縣與縣之間，同樣實現了資源貫通。去年年底，由桐鄉市91個村與龍泉市9個村共同出資參與建設的桐鄉濮院數字時尚星城，迎來了項目投產后的首次分紅，每村從10萬到50萬元不等。分紅現場，場面喜氣洋洋，龍泉市上垟鎮供建村黨總支書記鐘國華說，5年前，村經營性收入幾乎為零，這回領到10萬元后，計劃投入到毛竹加工基地中去。

　　當然，分紅并不意味著“躺平”，這只是保底，需要充分激活各村能動性。早在2003年，浙江提出“八八戰略”之時，其中有一條就是著眼于區域經濟優化布局的“山海協作”工程。受此啟發，從2006年起，平湖市嘗試跨鎮街，將偏僻村落多余的建設用地指標，“飛地”到用地緊缺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專攻發展潛力大、投資收益好的聯建項目。一石多鳥，成效顯著。

　　在浙江，“飛地”并非輸血型的“一錘子買賣”，而是真正通過彼此間的產業融合、資源整合與要素聚合，從而形成全領域、全社會協作的一條條均衡發展大動脈。截至去年底，浙江共實施“飛地”抱團項目1055個，村級集體經濟年回報19.62億元，村均15.38萬元。

　　仔細盤想，其實，強村公司、片區組團、“飛地”抱團，“三板斧”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說村村聯合，想要真正神形兼備，就得實體公司捆綁利益；而公司要經營得好，須有資源支撐，片區組團恰好提供了整合平臺；“飛地”項目合的就是資源，落地需要實體，強村公司便有了用武之地。

　　著名三農專家顧益康認為，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浙江各地有著諸多好辦法，尤其是強村牽頭、抱團取暖，聯合組建強村公司，或盤活各種集體資產資源要素，或發展農文旅融合美麗經濟，或共建新產業園和“飛地”產業園，這些都行之有效，具有很強的推廣價值。

　　科技資金進鄉村，青年鄉賢回農村，之江大地生機勃勃。據了解，2022年，浙江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達到760億元，其中收入30萬元以上且經營性收入超過15萬元的行政村占比已達85%。

　　在今年召開的省委農村工作會議上，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強調，要全鏈條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實施村級集體經濟提質增效行動、農民創業就業促進行動、鄉村數字經濟發展行動、先富帶后富“三同步”行動，確保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掉隊。

　　根據計劃，到2025年底，全省年經營性收入50萬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將超六成。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李慶海 朱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