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付之梨棗，可化一為千百”，雕版印刷術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典籍，但因木質書版的特性，隨著歷史變遷，無數雕版湮滅在書厄浩劫之中，留存至今者鳳毛麟角，可謂“吉光片羽”。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我國，佛教典籍也隨之在我國得到很大發展，翻譯、繕寫、刊刻的佛經大量出現。除單經外，還整理編輯了《大藏經》。《大藏經》又稱“一切經”，即以自印度和西域傳譯的大小乘經、律、論為核心匯編而成的大型叢書，是佛教經典的總集。

　　元代以來，歷代中央政府都較為重視佛教，在政治上大力扶持，經濟上給予優厚政策，使譯經成了政府行為。這些優待確保了《大藏經》的翻譯與傳播。明清時期，《大藏經》多種版本的刻印和編目同樣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關注，使得《大藏經》的翻譯與傳播得到了更大規模的發展。明代永樂、萬歷和清代康熙、乾隆時期分別在南京和北京刊刻了永樂版、萬歷版、康熙版、乾隆版《大藏經》。

　　清代翻譯《大藏經》對民族文化的貢獻

　　明朝嘉靖年間，蒙古土默特部落崛起，部落首領俺答汗南征北戰，積累了雄厚的軍事實力，基本統一了右翼蒙古(韃靼)，還將勢力伸入青藏地區。俺答汗勢力之大、兵鋒之盛，就連蒙古宗主大汗達賚遜也被迫東遷遼東，以避其鋒芒。然而，俺答汗出身黃金家族旁支，在法理上無法直接取代事實上的大汗，這成為彼時銳不可當的俺答汗的一件心頭大事。

　　明隆慶五年(1571年)，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人阿興喇嘛來到蒙古地區傳教，他努力勸說俺答汗皈依藏傳佛教，并讓他與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會晤。明萬歷六年(1578年)，俺答汗赴青海湖畔的仰華寺與索南嘉措會晤。會談中，索南嘉措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大汗的轉世，并賜其法號“轉千金法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俺答汗則尊索南嘉措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次會晤具有深遠意義，此后藏傳佛教開始在蒙古地區廣為傳播，譯經工作亦連綿不斷。

　　清代中央政府對各民族推行“同文之治”的文化政策，直接促進了《大藏經》等佛教經典的翻譯和傳播，也推動了我國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鑒。

　　康熙皇帝特別注重刊行蒙古文《甘珠爾》以“利于祭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刊刻蒙古文《甘珠爾》。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傅恒上書提出，要讓僧人念經念得準，需要標明原音、輔音的韻腳和切音，最好能看著漢字就能念出梵音(“禮今教習僧人持念咒語止，須明曉阿禮嘎禮音韻反切，自能對漢字而得梵音”)。于是，為方便蒙古地區僧人念誦咒語，《御制滿漢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添譯了蒙古文。蒙古文《大藏經》是蒙古族歷史文化發展的里程碑，也是蒙古族已知最大部頭的古籍。在譯經過程中，蒙古文字也得到了充分錘煉與發展，提高了交流與表現能力。

　　▲《御制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刻滿漢蒙藏文四體合璧本，經折裝。正文半頁8行，滿、漢、蒙古、藏文各兩行，每行字數不均。(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滿文《大藏經》雕版的存世與傳播為滿族語言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滿文翻譯多以白話體對譯，文義清晰，淺顯易解，有助于了解漢文佛經的文義。

　　《大藏經》雕版，佛教本土化的重要見證

　　《大藏經》的版本是單頁疊放在一起未經裝訂的長條書，經頁為長方形，按其內容及頁碼放在一起，這種裝幀形式稱為“梵夾裝”。梵夾裝源于古印度，是用來裝訂梵文書寫的貝葉經。元代胡三省所注《資治通鑒》云：“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清內府使用的梵夾裝，也多用于裝潢民族文字的佛教經典。

　　《大藏經》的印刷除使用黑墨，還兼用朱砂和藏藍墨，其中貴重的多用金、銀、瑪瑙等各種寶石研成色汁進行印刷。印制好的經書上下夾以護經板，夾板大多使用檀香木等上等木材，皆為紅漆描金，繪有圖案，制作精細。經袱用深黃色的錦緞絲綢包裹，華貴大方。然后用細牛皮條或絲絳捆扎，作為珍品供奉。

　　▲永樂版藏文《大藏經》之紅漆戧金八吉祥紋經文夾板(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四體《大藏經》雕版通過對漢、滿、蒙古、藏文四種文字的刊刻，展現了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以及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日漸形成的中華文化認同，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體現。

　　《大藏經》作為佛教經典的集成，其雕版的制作與流傳見證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各地傳播與本土化進程，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體現。

　　由于雕版印刷技術在清代的繁榮，使《大藏經》這一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數百年間得以大規模復制和保存，直至今日，人們仍能感受到它所蘊含的知識及智慧。

　　故宮博物院收藏了　

　　幾種文字的《大藏經》雕版？

　　故宮博物院雕版館于2023年10月首次舉辦了清代宮廷雕版專題文物展，重點展出了32件(套)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宮廷雕版文物，其中最具亮點的便是位于展廳中央的漢、滿、蒙古、藏文四體《大藏經》雕版。

　　漢文《大藏經》，又稱“乾隆大藏經”“龍藏經”“清藏”，是清代惟一官刻漢文《大藏經》。因每卷首頁均有雕龍“萬歲”牌，故名《龍藏》(一說是因經頁邊欄飾以龍紋，故名《龍藏》)。漢文《大藏經》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因其雕版最初存放地在嵩祝寺，首印亦在嵩祝寺，故又被稱為“嵩祝寺版”。《龍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頒賜給全國的各大寺院。從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期間將近200年的時間一共刷印了137部，加上各地請印的總數不超過150部。其雕版現存7萬余塊。

　　乾隆皇帝因《大藏經》有漢、藏、蒙古文本，獨缺滿文本，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令設內府“清字經館”，以漢文、藏文、蒙古文、梵文《大藏經》為底本，翻譯刊刻滿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在清時是與《四庫全書》并行的巨大文化工程。其特殊意義在于它是用滿文與其他民族文字對譯而成，對于滿文的成熟作用巨大。這部滿文《大藏經》，也是部頭最大的滿文書籍，全書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翻譯完成。同年12月，清字經館失火，損失慘重，部分經版被燒毀。燒毀部分又經重新補刻，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全部刷印裝潢完成。故宮博物院現藏滿文《大藏經》76函，605種(33750頁)，雕版4萬余塊。它代表著清代雕版印刷及裝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產物。

　　藏文《大藏經》在體系上分為《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分。《甘珠爾》包括經、律、論三藏和四續部，《丹珠爾》主要包括古印度和我國西藏佛學大師、學者、譯師對《甘珠爾》的注疏和論著集成。藏文《大藏經》不僅包括佛教顯密經典，還包含各個學科的重要典籍，對藏傳佛教及藏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甘珠爾》和《丹珠爾》官版均由康熙皇帝命令刊刻，它們合稱為北京版《大藏經》。故宮博物院現存藏文《大藏經》雕版40余塊。

　　蒙古文《大藏經》是藏文《大藏經》的蒙古文譯刻本，又名《如來大藏經》或《番藏經》，亦由《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組成，康熙皇帝在位期間，把手抄蒙古文《甘珠爾》與北京版藏文《甘珠爾》校勘整理后在京城木刻刊行。乾隆皇帝時期，組織蒙藏地區高僧，把雍正二年(1724年)北京木刻版藏文《丹珠爾》全部翻譯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

　　2010年，故宮博物院準備整理重印滿文《大藏經》，在將經版拉往工廠刷印過程中，發現滿文經版中混雜著近2萬塊蒙古文《秘密經》《諸品經》雕版，均屬于《甘珠爾》的一部分。之后故宮博物院對這兩部分蒙古文經版進行了詳細整理、分類。在故宮現存的19076塊雕版中，絕大部分為純經文刻版，佛像插畫刻版僅存4塊，尤其珍貴。

　　清朝是我國歷史上雕造《大藏經》文種最多的朝代，其文種之多、刻印之精美，世所罕見，更對維護國家統一、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積極作用。清代漢、滿、蒙古、藏文四體《大藏經》雕版作為承載著中華民族記憶與智慧的珍貴文物，不僅是中華文明在促進民族融合、展示工藝美術、傳播文化知識等方面成就的具體體現，更是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歷史見證。

　　(作者簡介：張子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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