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17年 學生超3000人 書寫56個貧困生的成長軌跡 艾苓新書《我教過的苦孩子》出版

　　那些沒傘的孩子，不是灰色的

　　“綏化學院在哪兒？”這是大多數綏化學院畢業生找工作時常常面對的問題。

　　曾在這所學校任教的一位老師會這樣回答：“它在黑龍江省綏化市城區西部，是當地唯一的一所高校，更是中國高等教育神經末梢。”這位老師就是張愛玲，筆名艾苓，曾在綏化學院從教17年，專教寫作課。她于今年夏季退休，在此之前，完成了新書《我教過的苦孩子》，追蹤了56個孩子的成長軌跡，書寫他們經歷過的貧困生活。

　　為什么關注貧困生群體？艾苓曾在一次演講中給出了一組數據：綏化學院的貧困生曾占40%左右；她接觸過的學生超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貧困生；50%左右的學生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到現在為止，綏化學院還沒有出現所謂的杰出校友，既沒有高官，也沒有富豪。他們絕大多數從基層來，又回到基層去，過普通人的生活，做普通人的工作。”

　　2017年，艾苓在網上發出“貧困生調查問卷”，開始對身邊的“苦孩子們”逐一訪談，走進他們的世界。5年后，艾苓再次回訪這些從綏化學院畢業的貧困生，并以第一人稱口述的寫作形式，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我是貧困生，但我的心里不貧困”“身高以外的東西都可以改變”“我一定不負眾望”……

　　艾苓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她走近那些孩子之后，才打破自己的設想，他們的世界并不只有單一的灰色，而是豐富多彩的。

　　沉默的大多數

　　“我們這一群體特別需要被了解”

　　這不是艾苓第一次寫她的學生。2016年，她的新書《咱們學生》出版，該書基于教學日記，主要書寫學生的校內生活。在寫作過程中，艾苓與自己愛人不斷地討論著書的內容。

　　“你寫綏化學院的學生故事，沒有貧困生這一章，那是不完整的，一定要把他們作為一部分納入進來。”曾經也是貧困生的愛人說。“盡管生活中接觸過一些貧困生，但我缺少對整體情況的了解，不敢隨意說話。”艾苓解釋。“你可以做一個微調查，列出一些簡單問題，再將回收來的信息梳理一下，就會有大概的了解。”愛人建議道。

　　艾苓聽后，立刻行動，分別在朋友圈和微博發布問卷，針對兩種學生進行微調查，一是拿過助學金的同學，二是其他同學，每部分只有簡單的三個問題。“結果我拿到的信息遠比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所以決定不把他們放進《咱們學生》，要讓他們的故事獨立成書。”

　　不過，艾苓的愛人仍沒有放棄關于苦孩子的話題。同年中秋，艾苓正在準備一篇演講稿，還是講述“咱們學生”的故事，只不過未確定演講主題。她的愛人說：“用‘沒傘的孩子’做標題，從這一角度去講孩子們吧。其實，你和我曾經都是沒傘的孩子。”

　　在那場演講中，艾苓訴說了幾位苦孩子的人生故事。她對觀眾說：“我特別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學生故事，他們都是‘沒傘的孩子’，下雨的時候，他們肯定要比別人跑得更快才行。”那場演講之后很久，艾苓發現她的愛人還會點開演講視頻，觀看數次仍會落淚。艾苓認為，“沒傘的孩子”戳中了他的痛點。

　　2017年1月，艾苓再次行動，開啟更為詳細的調查。她在《貧困生調查說明》里寫道：“去年曾在網上做過微調查，發現貧困生問題復雜，簡單的問卷遠遠不夠，只有面對面訪談和實地調查，才能獲取更多有價值的東西。”說明中清楚標明，調查對象為綏化學院在校貧困生、2000年以后畢業的校友、其他自愿受訪者；調查方式為訪談或家訪。

　　訪談邀請一經發出，便有學生聯系艾苓，想要講述自己的經歷，還有人在微博上留言說：“我們這一群體特別需要被了解，因為從沒有人想了解我們，除了評選貧困生時會關注我們，其他時候都快把我們給遺忘了。”

　　艾苓回收了三百余份答卷，答卷人有在校生，有外地畢業生，還有學生將比自己更困難的貧困生介紹給艾苓。不過，回收的2000年以后的畢業校友的問卷數量較少，還需要靠艾苓在實地采訪時，與他們詳談。盡管如此，艾苓仍然堅持要采訪足夠數量的2000年以后的畢業校友，在她看來，他們經歷了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一是大學擴招，二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包分配制度取消，這兩個政策對家境困難的學生影響很大，有兩面性影響。一方面擴招會讓他們有更多機會上大學，把握住改變命運的契機，另一方面在就業時會經常碰壁，尤其對于綏化學院這樣鮮有人知的二本院校。”

　　在《我教過的苦孩子》一書中，艾苓將這兩類不同時間段畢業生的故事分為上下兩卷，上卷為“2000屆至2010屆畢業生”，下卷為“2011屆至2020屆畢業生”。

　　第一人稱講述

　　我選擇“后退”，讓他們出場

　　“家庭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家庭脫貧做過哪些努力，還有什么問題？在校期間是否獲得資助，通過何種途徑？你認為高校的貧困生應該如何認定，怎樣更合理？……”2017年春節后，艾苓開始采訪，形式以傾聽為主。她拒絕使用錄音設備，更不會一邊采訪一邊做記錄，只寫下一些重要的關鍵詞，之后再憑記憶去整理故事和時間要點。

　　起初，艾苓一直沒想好該如何去寫，直到完成第二個采訪之后，艾苓自問：“一定要讓張老師出場嗎？我是否只作為一個傾聽者和故事的整理者就可以？”這些問題讓她明白，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要讓孩子們發出自己的聲音，“若是通過我的轉述，那些鮮活的細節就會流失。”

　　艾苓選擇“后退”，在書稿中完全屏蔽了自己的聲音，每一篇均用第一人稱去講述學生各自的故事。每寫完一篇，艾苓會讓學生核實細節是否準確，幾易其稿再稀松平常不過。

　　傾聽和改稿，總是一次次打破著艾苓腦海中的設想。“他們中有些是我教過的漢語言文學的學生，很在意信息的準確與否，當我在傾聽或寫作的過程中設想某一情境時，他們會告訴我，‘老師不是這樣的，而是……’我需要打破自己的認知，真正地走近他們。”艾苓解釋道。

　　到鄉下走訪時，艾苓更能體會到打破設想的重要性。2017年暑假，她選擇了黑龍江省的西部、中部、東部等多條路線，采訪了幾十位曾經的貧困生。當她去往當地的農場時，才知道那里與自己以為的農場完全不同。“此前，我從沒去過農場，總以為滿是平房，但其實農場已經城鎮化了，只能通過學生的描述，還原農場以前的樣貌。比如他們會回憶當時到農場招待所的情景是大通鋪，現在根本不一樣了；農場唯一的樓是學校，后來機關單位也變成了樓，再后來開始建住宅樓……如果僅僅躲在書房里，自己的設想都是偏差的。”艾苓說，這是“用腳走出一本書”。

　　越是走進生活現場，艾苓越能感受到孩子們的坦誠和信任。有在農場生活的學生，召集了一群校友回憶大學往事，談及某位老師，便眼泛淚光；有素不相識的小女生，半夜開車到火車站等待凌晨兩點到站的艾苓；有人帶著妻子接送艾苓，還冒雨去了黑龍江江邊，他說：“老師，聽過你的演講，今天咱們一起做沒傘的孩子吧。”

　　再次出現的男孩

　　五年的時間，人生故事完全被改變

　　2017年9月末，書稿完成，但出版之路多遇阻礙，直至今年年初，艾苓拿出沉默已久的書稿。五年時間已過，這群孩子又在經歷些什么呢？她隨即開始回訪。雖然回訪只能通過線上方式進行，艾苓仍然感受到不少人的心境和人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曾經有一位男同學告訴艾苓，未來想要擁有一間工作室。艾苓聽后鼓勵他好好努力，先準備好首付。他聽后疑惑，什么是首付？艾苓沒有繼續解釋，只說他在未來總會知道的。之后，男生讀完艾苓的稿子，卻說：“老師，您知道我的故事就好了，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我不希望出現在您的書稿里。”艾苓點頭，將稿件移入保留稿里。

　　今年春節，男生和妻子通過視頻給艾苓拜年，談天說地聊了很久。艾苓看到小兩口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便說：“要不然，我寫你倆的故事吧。”獲得首肯后，艾苓寫成了一篇《兩個“95后”北漂的儀式感》。其中，男生提到，他在最近兩年已經付了兩次首付。

　　“這夫妻倆是書中的亮點，再一次打破了我對貧困生的認知，他們并非滿是苦痛，也有甜蜜的儀式感。他們每個新年都會討論新一年的計劃，貼在墻上。男生總是會帶了公司的小蛋糕給妻子吃，一次，蛋糕上有冰淇淋，帶回家時已經化了，他就給妻子描述蛋糕原本的樣子。他的妻子告訴我，聽完之后，她好像真的看到小蛋糕原本的樣子。”艾苓講道。

　　不僅如此，艾苓還重寫了另一位“95后”男生的故事。這一故事原本的標題為“凌晨四點的深圳”，講述男生利用寒假去深圳打工，卻被騙中介費的故事。而今年回訪時，艾苓發現男生走上了網貸這條路，欠款最高達18萬元，今年剛剛還清這筆錢。

　　艾苓認為，2017年沒有順利出書興許是另一種更好的選擇，五年這一時間的厚度，將貧困生這一主題的維度體現得更廣，也更深。

　　刪除細節的女孩

　　與世界和解，長大后顧及父親的感受

　　2017年，一位女同學答應過艾苓，開學后就找老師聊自己的故事。“我一直在等她，上課時我會給她一些眼神，提示她是否還記著我們的約定，她說有時間會給我講的，可是直到畢業，我也沒有等到她的講述。”

　　艾苓一直惦記著這件事，回訪時特意找到她：“現在，你愿意給我故事嗎？”女孩特別開心，驚訝地說：“老師，原來你還記得那次約定。”于是，艾苓聽到了一個全新的故事。艾苓認為，興許是因為在校時傷痛還在，女孩對有些事情還無法釋懷，只不過五年過去，心境變了。

　　對自己的遭遇有所釋懷的，并非只這一位女同學。今年回訪，艾苓會把多年前學生修改過的定稿重新發給他們，讓他們再次回看稿件，提出意見。其中，一位女生希望艾苓可以刪除一些細節。

　　這個女孩出生兩個月后，因父母外出打工，便被送到爺爺奶奶家中生活。之后她母親去世，父親繼續在外工作，她和弟弟由爺爺奶奶撫養。一年除夕，父親回鄉在爺爺家吃飯，飯后準備領著弟弟回自己家，爺爺便示意女孩跟著一起回去。女孩聽話地一直跟在后面，但是，當她的父親回到家中待弟弟進門后，便立刻將門關上，把女孩留在了外面。

　　“作為一個寫作者，讓我刪掉這樣的細節和情景時，我真的認為太可惜了。但我必須刪掉，這是對學生的尊重。”艾苓惋惜道。她向女孩詢問刪文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當時，爸爸的確做了傷害我的事情，我也很受傷，但是我現在跟世界和解了，更不用說我和父親也和解了。雖然這些年父親沒有為我做什么，但是我能感覺到他想彌補自己的虧欠。我怕這本書出版之后，父親會不小心看到，心里會不舒服。”

　　艾苓認為，盡管這個女生曾經遍體鱗傷，但五年之后，很能顧及別人的感受。她曾對艾苓說：“要不然，我把這五年發生的事情給您寫下來吧。”艾苓回道：“你不要寫，你有空跟我講，由我來寫。”經過數次的核實和修改，艾苓才完成這篇稿子。

　　摸爬式努力

　　“雖然是貧困生，但我的心里不貧困”

　　“這個群體畢業后過得怎樣？這是我最想知道的。他們求職順利嗎？工作怎么樣？日子過得好不好？”艾苓認為，這些學生總是背負著全家人的希望，背負著改變貧窮的義務和宿命。

　　教育能否改變命運？艾苓認為綏化學院的寒門學子已經給出了回應：教育一直是改變個人命運、家庭命運甚至民族命運的最好投資。盡管大學畢業，并沒有讓他們魚躍龍門，立馬完成階層躍遷，“但很多人開始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會，他們中沒有‘成功人士’，但每個人都很了不起。”

　　“他們只能在一路泥濘中摸爬滾打，一點一滴地積累、攀爬，沒有奇跡。”艾苓在書中寫道。她將這群人的努力稱為“摸爬式努力”。

　　在每一篇的開頭，艾苓提供了他們各自奔波的地理坐標，有些人是從黑龍江省的農村考入綏化學院，畢業之后再回老家當老師或者公務員，這是80后校友常見的路線圖；而大多90后貧困生的路線，則是從遙遠的省份考入綏化學院，畢業之后再去北上廣深等大城市拼搏。

　　艾苓曾為一位迷上“窮游”的女生畫過路線圖，她出生在四川南部的農村，2015年考入綏化學院，2019年去西北某城工作，2020年去廣州工作。艾苓還寫道：“2021年，女孩成為某私立中學老師，學會了騎單車，2022年實現獨居。”

　　艾苓對這位女孩的評價是“她特別浪漫”，然而，這位浪漫的女孩也曾因屢屢失意走入情緒低谷。2019年，她畢業后仍想考研，甚至是零收入脫產備考，但結果仍是敗北。她對艾苓講道：“那天，我面試被拒，坐在公交站臺邊，看著車流，看著一輛又一輛車的車輪，突然冒出一個想法：躺在車輪底下會是什么樣的感覺呢？我被這個想法嚇到了，決定離開這里去散散心。”

　　她去了成都，之后又到了廣州，常常享受騎車的時光，“不管是在晨風中上班還是在夜色中回家，除了騎車什么都不用做。”女孩還曾詩意地說道：“我喜歡像螞蟻一樣工作，像蝴蝶一樣生活。如果總像螞蟻一樣工作，太辛苦了。如果總像蝴蝶一樣飛來飛去，也不行。我沒有那樣的資本，我得靠自己。”

　　2017年，艾苓將這位女孩的稿件標題定為《我的心里不貧困》，源于她說過的“這些經歷，都讓我成長，雖然是貧困生，但我的心里不貧困。”今年，艾苓再跟她聊天，便加入了她在成都和廣州的新故事，標題改為“一直在路上”。

　　彩色的孩子

　　“身高以外的東西都可以改變”

　　在貧困生群體以之外，艾苓也會和其他同學聊天談心。她發現貧困生與非貧困生之間有著巨大的隔閡，他們彼此不理解，這也是艾苓的寫作動力之一。

　　“哪怕他們是在一個教室上課或是一個宿舍生活，大學四年的時光中兩方仍然沒有消除隔閡，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沒有達成共同的溝通。”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各校以班級為單位評選貧困生時，采用的形式基本是：由貧困生上臺講述自己的經歷，再由臺下的學生投票表決。

　　當眾訴苦，互相比苦，這樣的形式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此后的貧困生評定方式開始尊重個體感受，公示內容不得涉及個人及家庭隱私。學生提交證明材料后，填寫申請表和承諾書發到微信群中，再由班級同學投票表決。

　　艾苓發現，在國家脫貧攻堅的大背景下，一些多子女家庭的教育狀況也得到了改變。有些父母在此之前會選擇男孩和最聰明的女孩去上高中和大學，而現在上學機會不再被家長選擇，而是被中高考選擇，“2017屆的一個畢業生告訴我，她和兩個妹妹都上了大學，他們在中小學都有貧困補助。”

　　而此前，一位畢業生曾告訴艾苓，自己在2000年去大學報到時，只帶了300元和兩件換衣服，好在學校有綠色通道，保證讓交不起學費的貧困生入學。“現在看剛上大學時的照片，我就是人群里的瘦猴，體重76斤，身高1.5米，又窮又矮，特別自卑。后來我想，身高改變不了，其他東西卻可以改變，我必須努力改變自己。那幾年，我每天早晨跑5000到8000米。三年跑下來，攢下好身體，體重長到95斤……我競選上班干、系干，因為寫字還算可以，經常被學工處老師叫去幫忙。課余時間做家教，去圖書館……連續三年我都拿了一等獎學金。”

　　這位畢業生告訴艾苓，在他大三那年，趕上首屆國家獎學金，這筆獎學金幫他解決了問題，還完了助學貸款。現在，他回到母校中學教語文，長跑習慣延續至今，還幫助自己班上的貧困生。他說：“老師就是這樣的職業，舉手投足都影響著學生，我希望他們因我變得更好。”

　　“當他們真正走過那段泥濘時”，有不少學生與過往的艱辛達成和解：有人從絕口不提變為輕松提起，有人不再心存芥蒂或是反感曾經的經歷，他們在各自的路途之中，完成了對家人、生活乃至世界的和解。

　　“我們曾經以為他們的答案是單一的，他們身上的色彩只有灰色，那只是因為我們從沒有走近他們，其實他們是豐富的，是五彩斑斕的。”艾苓說道。

　　文/本報記者 韓世容

　　供圖/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