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曾任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遼寧省文化廳副廳長；先后主持牛河梁、東山嘴等遺址考古發掘工作，被稱為“紅山文化第一人”)

　　我今年85歲了。雖然1998年就退休，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工作、會議、采訪還是來找我，人們還是關注紅山文化。

　　我這輩子印象最深的考古現場，就是在牛河梁。泥塑的女神頭像出土時，仰面朝天，好像微笑欲語。特別是嵌玉片的眼睛，眼神炯炯，一時間大家都圍上去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

　　瘦弱的小孩，“不拔尖”的北大學生

　　上初中時，我個子小小的，是班上最矮的，體育課總是不及格，連雙杠都上不去。人也比較保守。人家都是留分頭，我還是光頭，照相就戴個帽子。上了大學，他們還說我像戴紅領巾的小孩。

　　可能是受家里的影響，我挺喜歡讀書。我是河北張家口宣化人，聽我父親講，我祖父是當地的舉人。辦的柳川書院，是宣化一中的前身。我父親也曾從事教育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我父親把家里的300多冊藏書和祖宅38間房都捐給了宣化一中。我自己讀書，家里人不怎么管，主要還是靠學校。

　　我中學讀張家口一中，是全專區招考，我初中考第八名，高中第六名，考試還總提前交卷。其實我平時不太用功，只是記憶力比較好，俄語單詞記得快，做作業也快，做完了就在教室里拉二胡。我們班主任說我，“就是學習比較會抓重點”。那時候張家口是察哈爾省的省會，離我們家不過30公里，但交通不便，我半年才回一次家。

　　我成熟得晚，也沒什么特殊的想法和愛好。1957年，我參加高考，那時候的趨勢都是考理工專業。我一只眼睛有弱視，考生手冊說眼睛弱視無立體感，報理工科專業要吃虧，就臨時改成文科。我一看文科也沒有多少專業，就報了歷史學。當時察哈爾省撤銷了，我們家搬到了河北省省會保定。我回到家，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來了。

　　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完大一，到了分專業的時候，有個學長推薦我選考古。我想著考古可能比讀文獻能多干一些實際的事，于是就報了。后來發現，也確實是在考古實習中，加強了我對專業的認識。

　　各種文化往中間聚，匯聚成中國的“中”

　　要說我此生考古工作唯一的遺憾，就是外語沒學好，不能很好地將考古研究成果向外推廣。我們讀研究生時，才開始學英語，剛把音標學了一年，就出去考古實習了。

　　我們班是北京大學第一屆接受系統考古訓練的班級，要經歷生產實習、寫學年論文，再進行畢業實習、寫畢業論文。我的兩次實習都是在河南洛陽的王灣遺址，它的時間跨度比較大，從仰韶文化一直過渡到龍山文化，特征很明顯，出土的器物也很豐富。我對這批材料印象很深，但更深入的認識是之后產生的。

　　1962年，我考了蘇秉琦先生的研究生，深入研究新石器時代考古。當時，蘇先生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還沒有正式提出，但我們已經受到了這方面教育的影響。

　　研究生實習時，我到了山東，整理大汶口遺址的材料。這個遺址和王灣遺址的時間接近，兩者一東一西。王灣遺址中發現的“鼎豆壺”陶器組合，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特征，根據演化過程判斷，洛陽王灣遺址曾受到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影響。

　　當時，中國考古界盛行“中原中心論”，認為中原仰韶文化等起源最早，對四周影響最大。1965年，蘇秉琦先生發表了著名的文章《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就提出了“東方影響中原”的觀點，這在當時很是創新。他認為，中國的“中”，不是一根蠟燭往四周放光芒，而是像車軸，各種文化往中間聚，匯聚才體現“中”。

　　我到遼寧工作之后，逐漸在實踐中體悟這個想法，這影響了我一生的考古工作。

　　遼寧“無古可考”嗎

　　1968年，我被分配到遼寧省博物館工作時，是有點“盲目”的。上學的時候，我們都覺得遼寧“無古可考”。除了有一處西漢村落遺址，很少知道遼寧其他的考古材料。隨著業務工作的恢復，我先是接觸到一批窖藏的商周青銅器，又發掘了一座西周的墓葬，進一步確認了青銅器的年代，我也感覺到遼寧考古“有了點意思”。

　　歷史學家傅斯年以前就提過，商文化起源于東北。我們發掘的成果也指向這一點——在更早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我們還看到了一些近似商代青銅器花紋的彩繪陶器圖案，包括等級明確的墓葬、房址建筑的習俗，都比較成熟。這說明，北方地區的古文化有自己的發展過程，水平可能不低于中原，甚至和中原地區相互影響，它不只是被動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

　　1979年，遼寧開展文物普查工作，我們發現了東山嘴遺址。這里發掘了一座左右對稱、南圓北方依中軸線分布的石砌建筑遺址，還出土了一件龍形玉飾、兩件孕婦小塑像——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當時就想到了文明起源的問題。

　　這是中國第一個與女性崇拜有關的祭祀遺址，也是我國新石器考古對祭祀遺址進行的首次正式考古發掘。歐洲從舊石器晚期就出土過人體雕像，我們國家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幾百處，但一直沒有發現過。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俞偉超先生在東山嘴開現場會時說，“這是考古界等了30年的發現”。

　　1981年，我和孫守道先生合作寫了一篇文章，叫《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把中國文明起源的時代從距今四千年提前到了五千年。這個問題在當時比較敏感，我們提出來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文稿沒有收入會議文集。當時，文明起源的判斷標準還是金屬、文字、城市三要素。這三者都有，才叫文明起源。但我們認為，中國文明有自己的特點。

　　旅美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就曾經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所走的道路與西方不同，西方是以發展技術、貿易為主進入文明社會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具有天、地、神、人不同層次的宇宙觀，是以通神取得政治權力進入文明社會的，就對待自然界而言，西方是“破裂性文明”，東方是“連續性文明”。

　　龍是中國文明起源最重要的一個象征。1971年，赤峰就發現了著名的墨綠色大玉龍，東山嘴也出土了龍形玉飾，說明他們的信仰已經很成熟了，這不是原始社會能有的，而是文明社會的產物。

　　之后又陸續發現了一些玉器，但一直找不到出土地，看不到確切的地層關系，就無法確定年代，只能推測是紅山文化時期的文物。在找這些玉器出土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牛河梁遺址。我們寫的那篇《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也在《文物》期刊發表。

　　找到牛河梁，看見五千年前的祖先

　　1981年，我給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做文物普查培訓，一個參加培訓的鄉文化站長跟我說，他們鄉馬家溝村老鄉家里有個“玉筆筒”。我們借了幾個自行車，騎了15公里去看，還真見到了，就放在他家柜子上，里面插著幾支筆。我一看，這哪是什么筆筒，這不就是我們要找的斜口筒形玉器嗎？這是紅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之一！

　　我一問出土地點，村民把我們領到村西部101國道南側的一個山梁，這就是后來揭示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牛河梁。

　　從1983年起，我開始主持牛河梁遺址的考古發掘。我們在這個遺址群中，先后發現了女神廟、祭壇、積石冢等重要遺址。這些新發現，每一項都是極為重要的，但對我而言最為難忘的，還是泥塑的女神頭像。

　　當時我們考古隊住在老鄉家里，墻上糊了很多報紙。頭頂上有一張是當年《遼寧日報》登的，報道說有個歌星開演唱會，唱了一首歌，歌詞是：“一把黃土塑成千萬個你我，靜脈是長城，動脈是黃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脈搏，提醒你、提醒我，我們擁有個名字叫中國。”

　　我一看，“一把黃土”，這女神頭像不就是我們黃土做的祖先嗎？蘇秉琦先生稱她為“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共祖”。中國沒有傳統的宗教，以血緣為紐帶的祖先崇拜就是中國人信仰和崇拜禮儀的主要形式。而紅山文化晚期的宗教信仰，就已經由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進入祖先崇拜階段。

　　同時，我們還在牛河梁發現了起三層圓的祭天遺址，這座祭壇和東山嘴的圜丘都位于遺址南部，而方形建筑的廟址在遺址北部。這種北廟南壇的布局，被中國歷代王朝繼承下來，直到明清時期的北京城。

　　后來，蘇秉琦先生將牛河梁的“壇廟冢”與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明十三陵聯系起來，認為“壇廟冢”就是中華文明的象征。他不設什么標準，也不管那些概念，認為文明就在于傳遞。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斷了，而中華文明不斷，這個連綿不斷的根就在這兒。紅山文化，就是中華文明這顆大樹總根系中的“直根系”。

　　這么一看，東北地區不僅“有古可考”，還很有自己的特點，有時甚至走在前面。我在東北工作、生活了50多年，成家立業都在沈陽，現在還住在沈陽。有關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仍在進行，我算是這個問題較早的提出者、參與者和見證人。

　　現在我很少到考古現場了，但腦子里還在思考。這個月月初，我還做了一個講座，講從紅山到滿族的遼河文明，他們生活在東北森林草原地帶，以采集漁獵為生，是流動、開放的文化，依賴自然，也尊重自然。紅山人是這樣，他們把外來的因素吸收過來變成自己的，不排外不忌諱。滿族人也是如此，入關以后，他們基本繼承了明代的北京城，沒有搞大的拆改。

　　蘇秉琦先生談起考古尋根時，把我的家鄉張家口宣化比喻為“三岔口”，因為紅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河套古文化，在這一帶接觸交流。我從上學、工作到晚年，一直在探究中華民族文化根脈——也是這個幾代學人苦苦求索的課題，真是一種緣分，每想到這里，內心滿是幸福感。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杜佳冰根據郭大順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