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　

　　連日來，美墨邊境非法移民形勢日漸失控，美國聯邦政府與得克薩斯州圍繞該問題的博弈迅速升級，甚至兵戎相見。得州政府封鎖占領邊境城市伊格爾帕斯的主要偷渡點，得州州長阿博特援引憲法自證“有自衛權防御入侵”，進而無視最高法院有關“聯邦有權移除得州布置的邊境障礙物”的裁決，25名共和黨州長因“反對國家機器暴政”集體聲援得州。同時，偷渡客溺亡等事件也在引發人道主義危機。

　　顯然，移民問題這一目前美國政壇的首要爭議點，正在進一步激起美國社會對聯邦主義和移民安全等國家議題的博弈，加劇著社會撕裂。這不僅給貫穿美國史的“得州獨立說”烘托了氣氛，也在引導著美國在大選年走向一場激烈異常的兩黨鏖戰。

　　空前的困境

　　據統計，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2021年1月—2023年12月)，全美邊境巡邏隊與非法移民越境者的“遭遇事件”(包括驅逐、逮捕等)超過630萬次，其中近400萬次發生在得州邊境地區。不堪重負的得州州長阿博特遂打出“組合拳”：一是尋求自保。2021年3月，阿博特啟動由州公共安全部和國民警衛隊聯合主導的邊境安全行動——“孤星行動”，在主要邊境偷渡點沿線安裝鐵絲網、浮動障礙物等，并增派數千名警察和國民警衛隊士兵，在該州與墨西哥長達1000多公里的邊境地區巡邏。二是公開聲討。阿博特持續實施“移民巴士”計劃，將數萬名非法移民送往紐約、芝加哥、費城、華盛頓等民主黨人管理的城市，以此宣泄對聯邦政府移民治理無能的不滿。得州政府當前挑戰聯邦政府之舉正是這套“組合拳”的升級版。

　　2023年5月，一項名為“第42條”的公共衛生政策到期，美政府不再授權執法人員以遏制新冠疫情為由，快速驅逐越境移民。此后，拜登政府迅速補充了邊境移民管理新規，其中一些條款的嚴苛程度不亞于特朗普執政時期。但是，出于兩黨在移民問題上“搞平衡”的一貫做法及穩定民主黨基本盤的現實考慮，拜登政府口頭上依然承諾“放寬移民政策”，不僅給大量偷渡客以希望，給從事非法移民工作的相關組織以商機，更讓作為非法移民風暴眼的南部邊境州陷入空前的困境。

　　特立獨行的“孤星”

　　截至目前，這場邊境危機尚處膠著期，有關美國內戰和得州獨立的猜想不絕于耳。

　　得州和聯邦執法力量對峙事件看似突發，實則暗含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鋪墊。得州素有“孤星”之稱，自1845年成為美國第28個州以來，獨立呼聲反復出現，就得州獨立舉行全民公投的提案屢見不鮮。這背后有尚武民風、保守主義的助推，更重要的是作為美國面積第二大的州，得州經濟實力強勁，把持著國家的軍火和高科技制造命脈，且因對聯邦監管心懷芥蒂而建有獨立電網系統。這些因素都成為該州公然挑戰聯邦權威的底氣。

　　從理論層面看，得州走向獨立的可能性較低。首先，盡管憲法對各州獨立不置可否，給一些鼓吹地方獨立的組織和個人亮明立場、公開動員預留了灰色地帶。但在實際操作中，任何州若欲脫離聯邦，則必須通過公投獲得州內絕大多數公民的支持。在此基礎上，還需跨越總統最高行政權、國會對美利堅國土的最終解釋權以及拜登政府有可能將得州國民警衛隊“聯邦化”(即在極端情況下接管)等障礙。南北戰爭中聯邦軍的獲勝，事實上開辟了各州不能單方面合法宣布脫離聯邦的先例。其次，得州騷動看似風聲鶴唳，實則仍在憲法框架內行事，且反對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動機明確，并非反抗聯邦政府和美利堅國家認同，也無明確政治訴求。最后，美國自建國之日起便是暴力和資本共同作用的產物，聯邦對得州的資金投入和大量美國資本依附于得州企業，變相增加了該州通過暴力謀求獨立的沉沒成本。

　　不過，上述條件雖然將美國的事實分裂徹底變為小概率事件，但就當前嚴重威脅美國的“認同分裂”而言，得州事件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

　　非法移民問題背后的結構性矛盾

　　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問題由來已久，近年來愈演愈烈，甚至有引爆內戰的勢頭。這一問題既可回溯至全球化導致國際移民流量激增、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承載力“見頂”、右翼聲浪觸發世界性反移民浪潮等普遍性原因，也與美國當前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密切相關。

　　第一，多重治理危機凸顯制度矛盾。美國在看待、處理移民相關問題時存在州權主義和聯邦主義之爭。移民政策傳統上與國家建設、外交杠桿和其他國家利益相互關聯，因此由聯邦政府承擔監管移民的主要角色，形成了一套較為統一的移民管理政策模式。然而受到全球化、民族主義和國家權力下放進程的持續影響，州和地方作為非法移民亂象的主要承壓方和“移民紅利”的主要受惠對象，在非法移民和移民執法方面享有越來越多的參與機會和決策余地。加上1996年頒布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責任法》對各州和地方政府在移民議題上進行了有效賦權，因此在保障非法移民醫療、公共衛生等權益方面，地方分權現象突出。

　　就此次得州事件而言，州長因非法移民處理不善動用武力威脅聯邦政府，既揭示了美國多重治理主體就非法移民治理等熱點問題的超常規對抗，更在政府治理缺位、社會撕裂加劇的當下，迎合了各州“抵制國家日益增長的威權”的想象。

　　與此同時，得州內部亦非鐵板一塊，休斯敦等由民主黨人管理的“藍”城市此前曾對州長頒布的“全州禁止庇護令”頗有微詞，堅稱打擊非法移民不利于構建和諧警民和社區關系。然而論及拜登的移民管理，他們亦不敢茍同，稱其優柔寡斷給阿博特等人濫用權利、消費移民、侵犯人權創造了機會。由此可見，上述多重治理結構及與之伴生的治理主體間的矛盾，給美國有效應對非法移民等復雜社會問題設置了巨大障礙。

　　第二，移民問題治理理念偏頗，人權政治化與移民安全化相互嵌套。近年來，引發美國就非法移民爭論的重要前提是把原屬社會公共管理領域的移民問題與國土和地區安全密切掛鉤，并在此基礎上推進人權政治化。在美國聯邦、州和地方的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的需求差異下，非法移民被不同程度地視為“安全威脅”，相關人權解讀存在“雙標”。

　　一是把本國公民的生存權、發展權等基本人權置于非法移民之上。得州政府將無證移民界定為“入侵者”和“刑事犯罪者”，以捍衛本州公民權為由大量設置威脅偷渡客生命的邊防設施，在大規模逮捕、拘留、驅逐和遣返過程中越過人權保護的底線。二是將本州人權凌駕于他州人權之上，最典型的做法是，得州、佛羅里達州等通過“強行轉運非法移民”傳導安置壓力。這種寫滿黨派間泄憤和地方優先的“傾倒式”移送令接收方政府措手不及，當地難以迅速提供必要的安置條件，社會安全網、福利保障體系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均遭遇挑戰。

　　第三，利用選舉漏洞，人為制造“雪球效應”。美式選舉政治周期短暫，參選者和助選者急功近利、漠視未來的缺陷在大選年暴露無遺。得州事件恰逢共和黨初選，為利用該事件加大丑化抹黑民主黨的力度，特朗普一方不惜以國家動亂甚至四分五裂為代價，攪動非法移民亂象，煽動其他共和黨州卷入對峙。拜登一方則凍結了液化天然氣的出口審批，希望借此威懾液化天然氣出口大州得州、拉攏環保人士及年輕選民，取得“一箭三雕”之效。據此可知，盡管兩黨在美國社會的代表性變弱、治理績效持續走低、勝選合法性和執政公信力屢遭質疑，但在大選的刺激下，通過引爆國內危機互相“潑臟水”“刷下限”，已經成為雙方滾大選票“雪球”的重要渠道。

　　(光明日報 作者：王聰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