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東西問丨周慶安：文明對話新階段，講好中國故事該如何發“問”？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國際傳播命題，成為中國新聞從業者越來越重要的歷史使命和時代擔當。

　　國際傳播命題源自文藝復興之后，隨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逐漸確立和民族國家概念產生，國際傳播的命題逐漸拓展。但跨文明對話和交流的歷史進程，卻遠遠早于國際傳播。國際傳播的研究者和踐行者，都自覺和不自覺地在跨文明對話的交流語境和歷史之下，在文明多樣性、文明互鑒、文明包容互通的歷史情境當中，不斷汲取國際傳播的能量和智慧。

　　如果從跨文化交流、跨文明對話的視角看待今天的國際傳播，中國的國際傳播完成了跨文明對話的三個歷史階段，正在走向第四個更重要的歷史階段。

　　跨文明對話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第一個歷史時期，跨文明對話之間的主體更多以自發手段進行交流。這種接觸不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甚至不以民族為單位。比如，絲綢之路上的跨文明對話帶有很強的自發性質。在此進程中，所有跨文明對話的主題和目標都不以“傳播”來開展，但客觀上確實形成了對話和傳播的效果。

　　放眼歐洲，基督教文明和阿拉伯世界的碰撞，甚至更早時期碰撞所產生的跨文明對話的產物，也都留在人類歷史之中。在此階段，雖然“國族”概念沒有完整出現，但遺留的最豐富的遺產，是文明之間彼此的尊重、興趣，甚至是信任。絲綢之路、鑒真東渡、遣唐使等歷史，都體現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同民族的信任關系，為今天的新聞傳播、國際傳播提供非常重要的歷史基礎。

　　文藝復興以來，隨著國際傳播逐漸發展，尤其是傳播技術的成熟，跨文明對話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更多追求對話和交流的語境，傳播成為國族、民族國家的特定需要。傳播者帶著身份主體意識逐漸認識世界，并講述屬于自己的聲音。中國進入這一歷史進程的時間相對較晚，但從傳播視角看，很多中國歷史典籍都有形或無形地敘述這些故事。

　　如郭嵩燾的《使西紀程》，看上去是一本紀實文本，但更多反映的是傳播中應當考慮的問題。又如近年來歷史學家很關心的《燕行錄》《熱河日記》，以傳播學的視角解讀，我們看到的是對中國的觀察，是一種對話和交流。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主體性和文明的多樣性，以及對文化主體性的理解接納就變得非常重要。

　　第三個歷史階段，是20世紀末以來的“平臺歷史階段”。在此階段，隨著全球化程度逐漸加深以及社交媒體時代到來，更多個體不僅擁有了遷徙的自由、旅行的資本、全球交易的資格，也擁有了對話的資格。由此產生了一個重要問題：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打造平臺？

　　從國際傳播的主體階段進入平臺階段，中國不僅要成為國際傳播中的重要角色，也要構建全球對話的平臺。試想，如果全世界的學者、有識之士在中國式話語平臺上，就全球文明對話、發表自己的主張，對于全球傳播新秩序的構建將具有重要意義。

　　下一個階段是什么樣的歷史進程？

　　在文明對話的前三個歷史階段，中國不斷完成國際傳播能力的建設。下一個歷史階段的目標，則是對多樣文明的尊重和對多樣文明、多種主體的再現。

　　如今，除民族國家、文明主體，國際傳播中還有各種新的身份認同群體。比如工人、農民群體等職業群體，電競玩家群體，網絡上的年輕人群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這類特殊的文化群體。這些群體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帶有非常強的文化烙印。當前，中國的國際傳播要逐漸完成從觀看到對話、從告知到分享、從理解到認同、從主體到平臺的構建。

　　在國際傳播中，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今天中國給出的清晰答案，中國要把答案告訴世界。中國也在和世界共同追求和探索答案，例如新冠疫情何時能真正從生活中消失，全球化在遭遇重大歷史挫折后能否延續，當談論和平與發展時，是否應注意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界？

　　在歷史進程中，“問”的過程本身就帶有非常強烈的傳播和溝通本能。尤其在今天，當觀念的沖突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外溢，情緒化的政治不斷發酵，人們更多地用“體驗”代替真正意義上的知識構建。“問”是一種更理性、更平和、更包容地講好中國故事的方式。我們要更多從“平臺”視角、從分享和認同出發去構建有效的中國故事，這需要長期的努力。(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周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