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海市位于內蒙古西南部，東臨鄂爾多斯高原，南與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隔河相望，西接阿拉善左旗，北靠河套平原。這里文化遺產豐厚，有桌子山巖畫群、新地古城及周邊墓葬群、海勃灣遺址、秦長城、明長城……

　　草原文化、黃河文化、大窯文化、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巖畫文化在這里交相輝映，鑄就了歷史悠久、獨具特色、融匯四方的內蒙古黃河文化。

　　通道走廊 襟山帶河縱千年

　　黃河，匯千流，納百川，經過寧夏石嘴山后，向北開啟了“幾”字旅程。從喇嘛灣到海勃灣段，素有黃河金腰帶之稱，位于海勃灣的烏海市，則是這條金腰帶上的一顆明珠，黃河一水中流，縱貫南北。

　　從大的地理單元來說，烏海所處的狹長地帶，恰好處于蒙古高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地帶，是滔滔黃河將它們分割開來，形成典型的“川”字形地區。東邊是南北走向的桌子山，西邊是烏蘭布和沙漠，中間是自南向北徑流的黃河，烏海所處的這一狹長地帶便被稱為烏海“通道走廊”，或“烏海走廊”。

　　烏海位于鄂爾多斯高原西北一隅，黃河自南向北由此切割而過，將烏海分為河東、河西兩個地理單元。河東的山地屬于賀蘭山余脈，河西有寧夏與烏海交界的石嘴子，為歷史上的蒙古、西夏發生重要戰事的克夷門所在，由石嘴子向北出寧夏平原，進入烏蘭布和沙漠。

　　約6800年前，來自中原腹地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農人陸續進入河套地區安營扎寨。仰韶文化人群使用彩陶與磨制石器，從事定居的原始農業，配合漁獵、采集等，他們活動的最西北界就在今天烏海一帶。

　　進入青銅時代以后，陰山—賀蘭山地區生活的人群，遺留下來的文化遺存主要有石構墓、巖畫兩類。從巖畫的內容來看，這些人群最初以狩獵為主業，而且處于一種游動性狩獵的狀態。

　　目前，烏海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遺址，為新石器時代的海勃灣遺址，實證了青銅時代這個地區就有了狩獵人群活動遺跡。桌子山作為賀蘭山余脈，成為陰山—賀蘭山巖畫帶之中唯一深入黃河內側的一處巖畫區。

　　秦、漢、唐朝的首都皆在今天的陜西關中地區，而河套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秦、西漢皆在陰山山脈一線修筑長城，唐朝則修筑了大量軍鎮，為由漠北過黃河通向京城長安的門戶，被稱為“國之北門”“邊之要地”，并成為唐代草原絲綢之路上不可替代的交通大樞紐和交流大通道。

　　烏海地處黃河之濱,水源充足，地形有山有平原，恰好是西夏政權管控范圍之內的南、北分水嶺。西夏的統治中心寧夏平原有黃河和賀蘭山兩處自然天險，歷來有“襟山帶河”有利地勢的說法，如果從廣義的地理范圍來看，烏海地區就是這“襟山帶河”的北段。

　　明代烏海地區是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交錯地帶。烏海的重要地理位置與其依河分布、南北狹長的地形特點，使其成為一個十字通道，南北方向是今河套平原至寧夏的通道，東西方向黃河渡口則是鄂爾多斯高原進入阿拉善草原的通道，而由阿拉善沿賀蘭山至中衛，再經松山可到達甘、青地區。由此，烏海地區也成為當時多民族交流、多元文化交融的孔道和前沿地區之一。之后幾百年間，烏海地區因其地處溝通南北、東西的交通要道，成為黃河流域非常重要的“通道走廊”。

　　絢麗瑰寶 “天書”巖畫耀蒼穹

　　在位于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與烏海市海勃灣區交界處的桌子山山溝延綿幾十里的懸崖峭壁和溝畔石灰巖磐石上，散落著大量遠古先民磨刻的巖畫群，這些巖畫記錄著北魏孝昌年間(公元525年-527年)，酈道元受命赴北疆將六鎮改鎮為州時，到過薄骨律鎮(今寧夏靈武市西南古黃河沙洲上)，途經桌子山地區。這是對桌子山最早的明確史料記載。

　　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寫道：“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虎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似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p>

　　巖畫地點有約20余處，有2500余個單體畫面。主要包括召燒溝巖畫、雀爾溝巖畫、苦菜溝巖畫、烏蘭布拉格巖畫、摩兒溝巖畫、蘇白音溝巖畫、小摩尼溝巖畫等。其中，召燒溝巖畫堪稱中國巖畫的精絕之作。

　　這些巖畫的刻畫題材以人面像、動物、狩獵、舞蹈、騎士、星像、符號等為主，每幅巖畫都單獨成畫，形態各異。巖畫在地域上與賀蘭山地區、陰山西段狼山地區鄰近，在遙遠的古代，這里也是狩獵、游牧氏族部落活動的地方，因此兩地巖畫的題材內容、藝術風格和制作方法都有相同或相似之處,尤其是人面像上與陰山巖畫更為接近，也是游牧文化重要遺存之一。桌子山巖畫群是烏海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遺存。巖畫考古研究表明，這里的巖畫是我國北方重要的青銅時代巖畫。2013年5月，桌子山巖畫群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桌子山巖畫是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彌足珍貴的精神文化產品。特別是人面像巖畫，它是中國和世界人面像巖畫中的精華，反映了人類童年時代豐富的想象力和美好愿望，具有獨特的風格魅力與極高的觀賞價值。”內蒙古博物院副院長張文平說，“因此，應當認為烏海桌子山人面像巖畫是烏海市黃河文化的代表性文物?！?/p>

　　歷史映照 民族交融貫古今

　　距烏海市區北約15公里的王元地村有一座漢代古城，西鄰黃河，東距鳳凰嶺秦長城約12公里，當地俗稱“蘭城子”。

　　20世紀80年代，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新地漢墓時對古城進行復查，認為古城平面近方形，邊長約450米。中央民族大學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特聘教授魏堅在《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中指出，從新地古城的地理位置及墓葬的隨葬品分析，其在漢代應屬于朔方郡轄地。由于當時該古城所在地屬于新地村，故考古工作者稱之為“新地古城”。

　　新地古城遺址位于黃河東岸，其東部桌子山山脈中尚存有秦漢長城遺址，由此基本可以斷定新地古城應為秦始皇構筑的44座縣城之一。漢代沿用，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此置縣，建立了縣級政權。從新地古城的地理位置及其周邊墓葬群的隨葬品分析，1989年在古城周邊發現了很多漢代墓葬，古城當時應屬于漢代西河郡的轄地，古城遺址內地勢平坦，在城內西南角采集到很多的秦“半兩”錢、漢“五銖”錢，有的裝在陶制的盆、甕內，有的成串放于鐵質容器內。

　　在烏海博物館展出的一套漢代繩紋陶水管，就是從新地古城遺址發掘出來的，這套水管一共4件，為泥質灰陶，表面裝飾粗繩紋。其中3件呈直筒形，一端稍粗，端口微撇，另一端稍細，接口處表面光滑，另有1件水管帶有90°彎頭，在拐彎處刻畫有“A”符號。每節水管應是按著符號由這一節的小口套入另一節大口內，如此節節緊密套扣，便于排水。無論是實用性還是美觀度，都堪與現代使用的水管媲美。

　　古代排水管道的起源是伴隨著城垣的形成與發展而產生的。各種排水管道的出現與發展，與當時的城垣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同古代文明的進程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考古學家從這4件陶水管推斷，新地古城延續的歷史比較長，且有大量人口長期居住，構建了排水系統等城市衛生設施，是邊塞地區一座重要的城址。

　　公元1264年，元世祖命水利專家郭守敬考察黃河水利，準備開通黃河漕運。《元朝名臣事略》中記載，第二年，郭守敬在寧夏地區的考察中說：“向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說明郭守敬對黃河的考察，主要地段集中在寧夏黃河順流經過烏海、巴彥淖爾、鄂爾多斯等地至東勝（今托克托縣東勝衛古城）的河段。

　　據《元史》記載：至元四年（1267年）秋七月丙戌朔，敕自中興路至西京之東勝立水驛十。由此可知，這十處水驛位于寧夏至東勝的黃河沿岸，今天烏海地區被包括在內,證明烏海地區在元代黃河漕運中發揮著水驛的作用。

　　黃河水奔流不息，桌子山巍巍挺立。辟地數千里，以河為境、壘石為城、樹榆為塞修筑而成的秦長城，仍然風骨猶存。

　　掠過歷史的塵煙，回溯千年，處于賀蘭山、寧夏平原、鄂爾多斯高原,北流黃河、后套平原交會處的烏海，是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共同融合、發展的寶貴實證，反映出這一地區自古以來民族交融的生動景象。（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