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臺護士法解決護理人員缺口問題

　　聚焦醫療衛生事業發展 代表委員呼吁

　　□ 本報記者 趙晨熙

　　醫療是民生之需，醫療衛生事業關系著億萬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每年全國兩會上，醫療衛生領域都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重點。今年，圍繞著強化基層醫療機構建設、科技助力老年人就醫、完善護理執業體系等內容，代表委員們紛紛建言獻策。

　　強化基層醫療機構建設

　　“近年來，農村癌癥篩查早診項目依托基層醫療機構，已累計發現腫瘤患者21.5萬人。”3月7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第二場“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內鏡科主任王貴齊提到了這樣一項數據。這既表明了對重大疾病預防關口前移的必要性，也反映出基層醫療機構對疾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共有104.4萬個，其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99萬個。提升基層防病治病能力也被寫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基層醫療機構肩負著農村居民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防治以及公共衛生等工作，也承擔著疫情防控、宣傳教育等任務，是我國三級醫療衛生網絡的終端。”全國人大代表、好醫生藥業集團董事長耿福能認為，“強基層”是推動醫療服務高質量發展、助力鄉村振興、推動健康中國建設的必要基礎。

　　近年來，我國基層醫療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耿福能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基礎領域仍存在薄弱環節。比如一些偏遠地區衛生室、診所存在基礎硬件條件不足、基本醫療設施缺乏、藥品種類不夠齊全等問題。同時，鄉村醫生隊伍存在學歷較低、人才結構老化、專業知識技能水平較低、技能配置不能滿足臨床所需的現狀。

　　“提高基層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重點在于提升基層醫療機構配套設備，改善軟硬件條件，提高鄉村醫生的診療能力，改善基層醫療人才結構。”耿福能建議，應保障資源投入及科學合理配置，加強鄉村醫生常見病、多發病等技術培訓。

　　長期扎根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涿州市刁四村衛生室醫生周松勃對于基層醫療機構暴露出的軟硬件缺失、服務能力不足等問題有著切身體會。

　　如何改變這種現狀？周松勃認為，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力度，繼續加強農村醫療衛生機構業務用房和附屬設施建設，確保達到國家和省定標準。同時加大對設備配備和更新的投入，提升基礎診療能力。此外，要強化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信息化建設，提高診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的效率。

　　鄉村醫生是廣大基層群眾衛生健康的“守門人”。受制于條件艱苦、待遇不足、晉升空間小等原因，部分地區鄉村醫生隊伍存在人才短缺、年齡結構偏大、新老交替斷層等問題。

　　“進一步充實基層醫療人才隊伍，是滿足群眾看病就醫需求，提升基層醫療服務能力的重要手段。”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唐山市工人醫院院長胡萬寧建議，在提高基層醫療人才待遇的同時，利用好上級醫院的優質醫療資源，完善獎勵、晉升機制，進一步為他們打造良好的發展平臺。同時幫助他們解決在學習、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難題，免除他們留在基層的后顧之憂。

　　應用信息技術助力就醫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中國經濟數據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約2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4.2%。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補齊老年醫學等服務短板。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安化縣樂安鎮青峰村黨支部書記肖又香注意到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就醫難問題。她建議利用信息技術，在基層醫療機構建立遠程會診平臺，打通大城市醫院、醫療專家為基層病友遠程會診的服務通道，利用遠程醫療來解決老年人就醫的“最后一公里”。

　　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則關注到了老齡化帶來的慢性病問題。他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老年慢性病患者比例不斷攀升，應當利用信息技術促進慢性病管理服務，以惠及更多慢性病群體。

　　“人工智能技術在基層醫療的應用，為解決我國老齡化社會的慢性病管理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劉慶峰建議，國家衛生健康委應將智能語音外呼作為公共衛生服務手段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當機器效果達到或超過人工水平時，可以和人工服務一樣計入家庭醫生工作總量，以解決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員短缺等難題。此外，應考慮將基于人工智能的基層精細化慢性病管理服務納入醫保收費目錄，以進一步鼓勵人工智能慢性病管理模式的規模化應用。

　　完善護理員執業體系

　　面對人口老齡化，全國政協委員、中華護理學會名譽理事長李秀華更擔心的是護理人員缺口問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我國注冊護士達到502萬人，但每千人擁有的護士數量仍偏低。

　　如何改變這種供需矛盾現狀？李秀華建議盡快出臺護士法。“目前我國實施的《護士條例》是行政法規，在護士權利保障的強制性和約束性方面較弱。”李秀華認為，出臺護士法，能夠從法律制度層面維護護士合法權益，加強護士隊伍建設。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岳陽市人民醫院門診部主任胡春蓮也在今年領銜提交了關于加快制定護士法的議案。她補充指出，出臺護士法，不僅有助于提升社會對護士的尊重，更有助于解決護理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比如進一步明晰護理事業發展中需要界定的基本業務范圍、處方權限，以及各類專科護士的準入條件、執業范圍及管理規則等。

　　談及護理工作，護工又是一個繞不開的群體，一直以來，圍繞護工的“存留”問題，爭議不斷。在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朱同玉看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醫療和生活護理需求矛盾凸顯，一方面護士離職率高，另一方面護工服務和管理規范性問題又極為突出，反映了我國護理體系亟待完善。

　　針對護工群體，朱同玉在調研中發現，當前護工多為患者及家屬自行聘用，醫療機構對護工執業缺乏有效監管，導致護工亂收費、爭奪患者等亂象頻發。由于護工無準入標準，缺乏規范化培訓，也導致護工多為“零經驗上崗”。

　　對此，朱同玉建議，應完善護理員執業體系建設，根據工作內容和職責不同，建議將護理體系分為護理員、助理護理、醫療護理和護理科學研究等不同層次，分難度、風險由不同人員承擔，并形成監管體系。

　　“要落實護理員由醫療機構統一聘用和管理制度，借鑒國際上‘零陪護’的通用做法，將生活護理作為患者康復的一部分，交由醫院統一管理，從根本上杜絕護工由第三方管理導致的弊端，提高醫療安全性。”朱同玉指出，還要建立我國醫療護理員的培養和使用體系，完善醫療護理員職業認證制度，制定合理的護理價格體系，將生活護理的部分費用納入醫保體系，由社會和家庭合理分攤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