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超（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副教授）

　　14世紀70年代帖木兒帝國開始在中亞的河中地區崛起，帝國的創建者帖木兒先后征服了東察合臺汗國、花剌子模、金帳汗國、印度德里蘇丹國等，1402年打敗強盛的奧斯曼帝國，使帝國疆域東起印度德里和中亞，西抵小亞細亞，北起錫爾河和咸海，南及阿拉伯海和波斯灣。幅員遼闊的疆域，為帖木兒帝國的經濟貿易活動提供了便利，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教育、文學、音樂、建筑、繪畫等文化和藝術領域也獲得重大發展或創新，是為“帖木兒文藝復興”。這是一種發端于14世紀70年代撒馬爾罕、布哈拉等中亞城市，盛行于15和16世紀帝國統轄下的波斯中部、呼羅珊地區、中亞及南亞的西北部等地，以伊斯蘭文明創生為基礎的文化運動。帖木兒文藝復興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藝復興運動平行發展，共同構成了歐亞大陸文藝復興的壯麗場景。

　　在帖木兒文藝復興中，王族成員、伊斯蘭學者和蘇菲信徒成為文化創造的生力軍。王族成員侯賽因·蘇丹·拜卡拉在宮廷創建了文學社，學社的成員包括有中亞“莎翁”之稱的艾里西爾·納瓦依、波斯詩人莫拉納·拉赫曼·雅米等。沙哈魯的王子、任河中省總督的米爾扎烏魯格·別格（即兀魯伯）是杰出的天文學家，其治下的撒馬爾罕學術氛圍濃厚，在數學和天文學領域均取得重要成績。當時的撒馬爾罕還集合了一批以蘇菲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他們構成了較為固定的城市文化圈，在美學、宗教學、政治學等領域作出杰出貢獻。

　　在帖木兒文藝復興的諸多成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項便是城市的紀念性建筑。撒馬爾罕、布哈拉、赫拉特等城市出現了一些融合阿拉伯、波斯等文明的建筑杰作。時至今日，在中亞、伊朗、阿富汗境內，仍存留200多座帖木兒時代的建筑。這些建筑無論從結構和外觀還是紋飾來看，都是令人驚嘆的藝術作品。

　　第一，城市建筑的拱券、圓頂和方殿等部分沿襲了阿拉伯建筑文明的特點。從1398年至1404年，撒馬爾罕相繼興建經學院、陵墓和旅館等建筑。其中，蓋爾·埃米爾陵是按照阿拉伯建筑式樣修建，正門為圓拱式，主體建筑的底部為方形，主體建筑的兩側建有邦克樓（又稱宣禮塔）。此外，兀魯伯經學院、罕卡經學院等建筑，都沿用了拱券曲線的建筑結構，頂部為大圓頂。

　　第二，城市建筑的壁龕和廊道等受到波斯建筑文明的影響。帖木兒帝國城市建筑的設計者大多來自波斯，例如蓋爾·埃米爾陵殿內壁龕的結構和裝飾為波斯風格，壁龕上雕刻文字提示，“建筑的設計者，是波斯人穆罕默德·本·巴尼·伊斯法哈尼”。1398年，帖木兒在撒馬爾罕建造規模龐大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這是波斯典型的“主殿—四廊”結構，即由四道門廊圍成正方形院落，院中建有大理石講經壇，院落四角各有宣禮塔。1407年呼羅珊總督沙哈魯即帝國汗位，他將國都從撒馬爾罕遷至赫拉特，并任命烏魯格·別格為撒馬爾罕總督，1447年烏魯格·別格即大汗位。在沙哈魯和烏魯格·別格兩任皇帝在位期間，是帖木兒帝國建筑藝術的爆發期，清真寺、學校、巴扎、防御工程等城市建筑大量興建。從烏魯格·別格在布哈拉修建的夏爾·多爾經學院來看，該建筑圓頂大廳和四道門廊的結構，也承襲了波斯建筑中典型的對稱特征。這些新建的高大建筑賦予了城市以政治寓意，處處昭示著帝國的強大，其目標是構筑帖木兒帝國政治法統的合法性。

　　第三，在裝飾技術方面，形成以陶瓷裝飾為主的風格。元代中國陶瓷技術得到快速發展，藍白兩色的青花瓷與蒙古圖騰“蒼狼白鹿”的顏色相符合。青花瓷工藝在明代進入鼎盛時期，中國外銷的陶瓷受到帖木兒帝國統治者的推崇。這種陶瓷裝飾勾畫密而滿，紋飾繁復，多被裝飾于建筑內部的墻面或地面上。帖木兒帝國匠人們使用硅酸鹽焙料燒制出奶白色陶瓷，他們還掌握了以鈷為呈色劑的藍釉技術，仿制中國的青花瓷磚并開始量產。瓷磚上非制式的圖案有多種來源。例如，夏伊·辛達陵殿內的彩瓷圖案，是來自于中亞突厥人的氈毯花紋；夏爾·多爾經學院主門券頂的彩瓷為斑虎噬鹿紋，這種圖案是中亞草原游牧文明的常見題材。這一時期一些建筑外墻部分所用的陶瓷裝飾是藍綠兩色瓷磚，例如位于撒馬爾罕舊城南區的庫賽·伊本·阿巴斯陵，其紀念廳、清真寺和碑牌等，均用藍綠兩色的彩瓷進行裝飾。

　　除瓷磚裝飾外，多色馬賽克和花紋赤陶板的工藝都臻于成熟，各種上釉的陶質和裝飾繪畫技術亦有很大發展。這些裝飾瓷磚、多色馬賽克和花紋赤陶板蘊含著來自中國和波斯等地的工藝傳統，并在仿效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形成了帖木兒裝飾風格。

　　第四，建筑裝飾的制式圖案也日益成熟。從14世紀開始，帝國設計了一整套幾何紋圖案用于建筑裝飾，這是將幾何圖形重復排列而成。工匠們使用多角式、格子式、鋸齒式和回環式的拼磚法，在建筑的墻面、臺基和檐口處布排幾何圖案。常用圖案中還有植物紋，這是將植物花莖紋飾按照阿拉伯花式旋轉，制成多種花形圖案。圖案有二方連續法或四方連續法，單元紋樣相互穿插，制成精美的藝術圖案。幾何紋和植物紋是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和兀魯伯經學院的正門和宣禮塔使用的主要圖案。這一時期的建筑圖案中，庫法體的阿拉伯文“蘇魯斯”流行，又稱蘇爾字。蓋爾·埃米爾陵的廊門、牌匾和外墻，都使用蘇爾字的馬賽克或陶瓷裝飾。不同的裝飾圖案被靈活運用，并相互配合，展現了高超的工藝技巧。

　　最后，城市工程建造體現了幾何學、數學同建筑學的緊密結合。建筑師們在草擬圖紙、建造拱門等方面，充分利用數學方法進行設計規劃。這一時期的建筑作品比例勻稱、布局合理，是數學、幾何學與建筑學結合的結晶。例如，在撒馬爾罕天文臺的建造上，波斯數學家蓋亞斯·丁·喀什使用幾何學和建筑學方法進行土木工程計算和建筑建材的測量。

　　除了城市建筑，帖木兒文藝復興在繪畫、音樂、文學及手工藝等領域均獲得極大發展。1447年沙哈魯死后，帝國分裂，1507年帖木兒帝國滅亡。中亞后起的昔班尼王朝，以及薩法維王朝統治下的波斯，其城市建筑均繼承和保留了帖木兒帝國城市建筑藝術的風格和特征。1507年帖木兒王子巴布爾被昔班尼王國打敗，他入主印度并建立莫臥兒王朝。16、17世紀，帖木兒文藝復興浪潮傳入莫臥兒帝國，促進了印度文化的繁榮發展，莫臥兒帝國的文化也成為帖木兒文藝復興的余波。這一時期中亞和南亞的城市建筑，依然沿襲帖木兒時期的彩釉、陶瓷裝飾技術等。

　　總之，帖木兒帝國城市的紀念性建筑，集藝術和科學技術于一體，是帖木兒文藝復興的典范。這類建筑借鑒中亞周邊各民族文化藝術的精華，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文化傳統，在世界城市建筑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