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里念故鄉】

　　作者：魯 敏（江蘇省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自1998年寫作至今，25年了。不管地理物理時間空間如何演變，故鄉始終在望著我，她濃稠但安詳的目光投射在我的筆下，有時化為真切的字句乃至成為小說的主角，有時只是拖曳的影子或隱約的氣息，也有時是慰藉般陪伴般的心境。

　　七〇前后這一批寫作者，有相當一部分與我經歷類似：幼時有著結結實實泥土滾打的鄉村經驗，早期的閱讀與審美也是全然東方的、古典式的。隨后，一般在二十歲以前即完成了積極的自我刷新：從洗得太白的運動鞋開始，從學生腔的普通話開始，從對現代性審美的巨大胃口開始，從對所謂國際性視野的訴求開始，我們或多或少地城市化了。這一切似乎也都是順理成章的。然而我們骨子里還是個鄉下半大孩子，只要一想起鄉村就會莫名疼痛，哪怕私底下罵起人來還是用方言更帶勁，發起燒來最想吃的還是幾根鄉下腌脆瓜。

　　我的故鄉江蘇鹽城東臺，從出生到后來離開，我在她懷里一共待了十四年。那里，有我關于人世間的最初滋味，一望無際的蘇北平原那樣平靜地裸露著，蘊藏著圓通與謙卑，悲憫與寬大，讓我有所思有所苦又有所得。我最早期的一批作品，諸如《逝者的恩澤》《顛倒的時光》《思無邪》等一批鄉村敘事，就是取自這段記憶和經驗，它們有點像是我寫給故鄉的一封又一封的小說體情書。當然，故鄉的懷抱里，來來去去，多少的讀書兒郎，多少的四方游子，她哪里能一個個記清？出于某種敬與怯，我在小說里給故鄉取了個名字：東壩。這相當于是東臺的一個昵稱，或者說一個筆名，文學之名。在東壩鎮上，按照記憶或想象的樣子，我再現那些苗禾、霧氣、雞鳴、街市。同時還安插了許多人物，又替他們加上一些故事與情趣，加上一些宿命與戲劇：白面修長性格內向的裁縫宋師傅、整日指指點點誨人不倦的伊老師、因種植大棚西瓜而顛倒四時的木丹……我的東壩，在我的小說里，作息起來，熱鬧起來。

　　比方在《紙醉》里，我寫了散落民間、遭遇當下消費圖景的手工剪紙，也寫了身有疾障的生命——正因其缺，乃有所靈。以我的經驗，寫一個啞女與她的剪紙，其實是不足的，然而我居然不太怕，當然我會做足功課，最主要的，我知道，只要有了東壩作為故事的底子，開音就會自動地出現在那里了，包括伊老師與她的父親，與大元、小元，他們抬手做什么、張嘴說什么，根本不用我想，皆紛至沓來了！包括開音的剪紙，什么花色，什么刀法，如何起意，又如何收束，那不是都在東壩地上撒著嘛，我只管照著寫就是。包括伊老師這個角色，已經在我的各篇小說里，出現了好幾次，我實在是很喜歡他，甚至我想把他寫成一個“著名”的配角。還有竹笛，各樣鄉野民樂中，我頗喜其聲，因它能同時吹奏出極苦與狂喜，想都沒想，我就讓大元的袖子里帶上它了……連我自己有時也覺得奇怪，“東壩”二字，似有魔力，一想到她，想到我曾于那山水間日生夜長，我就“醉”了，醺然而不自知，醉后的書寫，那糊涂是真糊涂，可那性情亦是真性情。

　　而《燕子箋》則與我母親所在的鄉村學校有關。我的整個童年與少年時代，周圍有很多老師：母親、舅舅、舅媽、姨伯、干媽，他們來往的朋友，他們的話題，他們的喜怒，一概與學校密切相關。也可以說，我是在鄉村學校里長大的孩子。還沒上學的時候，我就倚在教室門口，與里面的學生一起背誦《致顏黎民的一封信》，畢業班拍照，我也會有機會蹭著拍一張黑白一寸照；漫長的夏季，我跟母親到小學校去值班，在陽光白晃晃的空操場上奔跑；年終的教工會餐，我與另幾個“教工子女”一起在邊上搭個小飯桌，看平日里古板的校長喝得臉頰微紅……故而，對于鄉村教師，總抱有一份親人般的眷戀與熱愛。他們與地道的農民不同，亦不類于真正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的為人處世與傳道授業中，既有莊稼人常見的那種實用主義與知天樂命，又有被知識武裝后的迂腐與浪漫，他們懂得一切與大地、耕耘、撒種、收獲相關的酸甜苦辣，可卻有著不自覺的抽離與幻想，似乎自己是原始鄉土與進步文化間的傳遞者，是改變鄉村命運尤其是下一代鄉村人的不二使者。他們文弱的肩上，有種不自量力、固執的道義感，那里面，是單純而樸素的愛國主義、“鯉魚跳龍門”式的教育觀、對“知識改變命運”不知疲倦的推廣……哪怕是一名專門負責給學校燒火、打掃、敲鐘的老教工，在他身上，我都會看到這樣積極到天真的氣質與信念——我想，在蒼涼廣袤的中國鄉野，無數也許頗為簡陋的小學里，一定有無數這樣的鄉村教師，他們細小不舍、亦莊亦諧，哪怕是一間懸而未決的教工廁所，一臺大雜燴的“六一”文藝匯演，都寄托著他們的意義與激情……

　　最近這些年，我們那里的鄉村學校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撤轉合工作，一方面是為了集中起當下的教育資源與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借機改善鄉村教育的硬件與裝備。想來，像當初《燕子箋》里為一個廁所而產生的小喜劇小鬧劇，不會再讓束校長與伊老師為難了。而今每年回鄉，經過原先的操場，面對曾經的學校舊址，我總是會涌起一種沖動，很想找到一兩位仍然健在的鄉村教師，要與他扯上幾句，我會指給他看，在手臂盡頭的某處，隨著我的描述，可以活靈靈地看到，在冬季里那灰黃色缺少色彩的田野深處，站著往昔的束校長與伊老師，站著往昔的頑皮少年，他們或大或小的身影已與大地融為一體。

　　我想我所寫的這個鄉土，與前一輩作家的鄉土是不同的。我的鄉土是八九十年代的，略帶烏托邦氣息，底子是清寂的傳統色彩，可進程上，它正處于城市化的邊緣與前夕，有復蘇與躁動，也有膽怯與茫然，就像我們這一代人一樣，一雙腳立于泥土芬芳的古老大地，可大半個身體，卻在都市里呼吸現代化的效率與混沌。這一批東壩系列作品，很像是我少年經驗的第一桶清冽之水，是與生俱來的胎記與童貞式的熱切，在后來的寫作中，我很快奔向下一個路口，但故鄉還是以別的方式，或隱或現地參與或推動著我的寫作。

　　2009年后，我開始了都市敘事，畢竟我已經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較為充分地領略了城市的強大意志，發達的商業邏輯，燦爛的金錢鬼魅，零度的社交模式，對效率和技術主義的崇拜，實用性的道德修正體系等。這時期我寫的中短篇小說，雖是以城市為小說展開的典型場域，但審美里仍然帶著來自故鄉的基因，糅雜著后天見識所生成的復雜視角，投向巨大物質力的拖曳推動和整個社會文明的向前進步。當然，這進步里，同樣也包括我總是難以忘懷的鄉村大地。

　　在長篇小說《奔月》里，共有兩個地理空間，一處為現代都市，其現實參考為第二故鄉南京，另一處為僻遠縣城，其參考，當然還是我的老家，我的小縣城。這時的縣城，已有了新舊的交融，也有了“出鄉”與“返鄉”的人們，有了對所謂成功學的城鄉對照，有了人們對于生活價值的差異理解與實踐。這樣的對照之下，我們會更深刻地意識到性別、地域、口音、職業、家庭、教育、口味好惡、日常習慣等所編織而成的一個人，這成全了一個人，也可能局限了這個人，而在局限中，也會有一躍而起，去打破，去勇莽潑灑的另一種可能。這種打破，就是奔月，擺脫慣性與重力的遠奔。這也是我長久以來的思考。

　　所以，寫作《奔月》，其實就是我在跟小六一起探索著這樣一種對未知的出走與探索——會發生什么？她所無情拋棄、苦苦追尋，又尋而不得的，到底是什么？此中當有含混但真切之意，卻又難以一言蔽之，我能做的，只是跟小六一起走，即便走的是一條新的陌生小徑——畢竟，可以時常抬頭望月，有月亮照著，就不會有全然的黑，就不會慌與茫。是啊，這就要說到月亮了，這里的月，仍是我故鄉的那輪月。記得小時候每到中秋，家里老人就叫我們一群小孩抬頭辨月，說那時可以清楚地看到嫦娥、吳剛、玉兔、桂花樹，最起碼可以看到其中一樣。小孩子們容易上當也樂于上當，于是我們都舉起腦袋來，用肥胖無知的手指點看著，并爭相嚷嚷著，說看到了真看到了，那兔子還在動呢，那吳剛在砍樹呢，那嫦娥在擦眼淚呢。我在《奔月》里寫過多次月亮，一為敘事所需，異地的人自然更會留意月色，二來也是因為我太想念、太喜愛幼時的月了，下筆的原型總是故鄉之月。這或許不是美學意義上的，也許純屬是生理與心理上的——對它的凝望，常會使我油然而生一種悲傷又澄明的感受，內心為之蕩然遠馳，如野馬如塵埃。

　　……過了今年春節，用老家的算法，我可是足足的五十歲了。人啊，在哪里會強烈地感到時間？對，正是故鄉。這些年，像許多所謂在外工作的人那樣，我多次的返鄉，我看到一些變，也看到一些不變，遇到當年的少年伙伴，看到他們成了創業者，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也看到許多進入生命晚境的老人，在他們夾雜著咳嗽與煙味的講述中，外面的世界像是神筆馬良所繪，他們驚奇地看著，這里一筆，那里一筆……每回一次故鄉，我都會更深地感到一種時間的重量，呼嘯著，帶著物質，也帶著非物質，既沉甸甸，也輕飄飄，讓我魂魄有動，更有種目力無邊、風光旖旎之感。我知道，這是加載了四十年時間長度之后的分量，不獨是我的故鄉、我的世界，而是更多人的故鄉與世界，在時間與記憶里，歲月流金，涼熱與共，作為一個年已半百的寫作者，我想時間到了，可以寫寫從故鄉和人們身上流過的時間了。正是源自這樣的觸動，我寫作了比我以往所有小說都更見“時間”刻痕的長篇小說《金色河流》，這本書里有四十年的跨度，正是我從有記憶開始的，整個中國大地上意氣風發的四十年。某種意義上說，時間正是這本小說的重要元素，它塑造著、寬容著、混沌著，也覆蓋著、更替著。它是我們這代人共同的河流，循著這條長河，我們永遠可以回溯到心靈深處的故鄉，繼而再次踏上通往遼闊之處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