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里念故鄉】

　　作者：陳彥（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有《裝臺》《主角》《喜劇》等）

　　文學是什么？對于我，她是生活與閱讀相互刺激、發酵的產物，是對過往生活儲存的持續開發整理。無論走到哪里，我都會在一閃念或夢中，復現曾經生活與居住過的鄉村、城市，有時半夜醒來，會突然發蒙，這是睡在什么地方？

　　我是一生更換過好多次故鄉的人，命運注定是個行者。當我在西安以南的大山深處鎮安縣出生時，其實離縣城還很遠，那里許多人甚至一輩子都沒進過城。我的出生地是松柏鄉，那時叫松柏公社，父親在那里當公務員。隨后，父親又調動到紅林、廟溝、余師、東風、柴坪等幾個鄉鎮，我是從父母、親戚和山民背上移來搬去的。

　　那時覺得世界好大，今天看來，也都只是一二十公里的路程。我在那里獲取了對大山的絕對概念和印象，至今描寫起來似乎仍然近在咫尺。記憶中的山民，忠厚與善良不僅表現在寬闊的脊背上，更表現在木訥的臉龐與溫熱的心腸里，你不需要設防，他就能把迷路的你，指引到山重水復的大路旁。

　　如果說那是第一故鄉，在我心頭，其實還細細劃分著松柏坳、老庵濟、廟溝口、余師鋪、冬瓜灘、柴家坪這些不容混淆的更小地標。十幾年前，我又把這些地方走了一遍，許多老路已經不在，竹林茅舍、山間小溪也甚稀罕，更尋訪不到好多故舊，一打聽，都說出去打工了。至今，我也常回去，因為父親長眠在那里，但已是匆匆過客。

　　后來我終于進了縣城。那時進城的交通并不發達，很多次都是騎自行車“上縣”。中途要翻一個高高的土地嶺梁。自行車得順小路馱到梁頂才能繼續騎。遇見下雨下雪天，還需掏錢雇當地的“冰上走”往上扛。自己也得給腳上綁了“鐵穩子”或草繩做爬行狀。一旦折騰上梁，幸福的日子可就來了！那簡直就是“一騎絕塵”般的野馬脫韁。不過也有好幾次，暢美得跌進排水溝里半天爬不起來。后來這條路越修越好，竟然有四十八公里，而我那時常常是要騎大半天的，還不算栽進排水溝里揉胳膊揉腿、找鞋找錢包的時間。

　　縣城生活恰恰是我最具青春朝氣的時期。那時街上流行紅裙子。男士們多穿喇叭褲，且長發飄飄，我都有具體操作實踐。并且喇叭褲口不比別人小，掃進褲管的灰塵也不比別人少。飄飄長發永遠深深埋藏著耳朵，手表卻是要露出來的。即使知道太陽當頂是正午，也會不時抬起胳膊把表細看一二，那不是時間問題，而是“表現”問題。

　　小城那時才一萬多人，是聚集在一口大甕一樣的底部，甕蓋即藍天。一條河流順著山腳蛇入蛇出，形成了回水灣一樣的弓背，街道、單位、住家戶，就像點進沙窩的落花生，越生越多，地盤也越洇越大，有些端直就洇到坡上去了，又有了些山城風貌。老縣志上說，清代乾隆年間有個從湖南來的知縣叫聶濤，好不容易考上進士，卻被分派到窮鄉僻壤來做官，很是不樂意。全縣當時一共才七百多戶人家，滿打滿算四千張吃飯的嘴，還吃不飽，監獄的犯人卻多得關不下。他就特別灰心地想回老家當鄉紳去。他爹是個老中醫，接到兒子頗有怨言的家書，及時從湖南把家眷給他送來，而且一邊幫老百姓看病，一邊到牢房里給那些因饑寒起盜心的囚徒把脈。同時也從中醫理論角度幫兒子探索“知縣”之道，說只要把這滿當當的“監獄病”治得沒人可關了，就算沒白考一趟進士。官做得再大，要是與老百姓一毛錢關系沒有，再大頂啥？聶濤由此在鎮安一干八年，離任時，戶口與人丁都成倍增長。監獄也“十室九空”，都回去打獵、墾荒、筑路、養蠶、繅絲、吊酒、辦學堂去了。隨后，聶濤果然從山鄉小縣調到關中大縣鳳翔高就。那是蘇東坡官場起步的地方。但他很快選擇了“掛冠離去”，他覺得此生能治好一小縣足矣。這個故事，對家鄉的人文影響頗大。老百姓一直在念叨、傳唱。這是小城“史記”中溫暖、勵志的篇章。

　　我進縣城時，全縣已有二十七萬人，二百九十公里外的西安，是小城全部生活的風向標。有人從西安帶回無盡的新潮玩意兒，包括新的生活方式，讓小城心臟加速跳動起來。歌舞廳一夜之間開出三十多家。錄像廳、鐳射影廳里的武打槍戰聲穿街過巷、不舍晝夜。街面上能放下一臺球桌的地方，幾乎都仄仄斜斜擺滿了。凡臨街的墻面，一律掏空或鑿洞，陳列出色彩斑駁的各種電器與時裝。夜半總會被摔碎的啤酒瓶聲驚醒，那是要延續到凌晨三四點的夜市在騷動。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個縣城的閱讀活動和文學寫作熱潮，很多青年在無數的文學雜志帶動下，建立起了文學夢，并競相書寫起身邊的變化來。也不知什么時候，這群人又隨著社會大潮的新涌動，各奔前程，進西安、去深圳、下海南、包礦山、跑生意。只有少數人堅持下來。我也由散文小說創作愛好轉向編劇。隨后，就以專業編劇的身份調進了西安。

　　我始終把鎮安縣城稱為第二故鄉。因為此前的六個鄉鎮，無論如何也只能打包成一個故鄉了，雖然在我心中那仍是六個不同的小故鄉。尤其在兒童和少年時期，那簡直是魔方的六個面，哪一面都呈現出非常新奇與獨特的“超大”樣貌。今天看來，它們的確都十分狹小，但對于當時的我，那就是“走州過縣”行萬里路了。從地理上把那六小塊“魔方”與縣城拉近后，我又翻越秦嶺，走進了十三朝古都西安。

　　那時對西安的唯一了解，就是我姥爺是那個地方的人。姥爺生在西安郊區一個叫等駕坡的地方。西安周邊類似等駕接駕護駕的地名很多。因家口太重，又逢戰亂，十五歲時，姥爺即成游民，漫無目的地翻過秦嶺，無意間“流竄”到了鎮安縣的柴家坪。幸喜他有商業頭腦，發現這里街面上賣的小商品，比西安貴好幾倍，有的甚至十幾倍、幾十倍，而山貨又便宜得要命。他就弄了些獸皮、火紙、藥材返回西安，換了手電筒、發卡、頂針、五色線之類的“零末細碎”，折回柴家坪賣出。一來二往的，姥爺最后再過秦嶺時，就能雇起八個“腳子（腳夫）”挑東西，還有扛鳥槍、拎銅錘嚇唬土匪的護衛。做到全國解放時，家產已是柴家坪的半條街了。后來公私合營，讓姥爺做經理，他覺得自己沒文化，不會開會，不會講話，不會念報紙文件，就選擇給公家做飯去了。這倒是讓全家都吃了商品糧。他一直安安生生，活到去世。那時他是柴家坪唯一的西安人。我進西安時，他已作古。每每翻越秦嶺時，我都會想到姥爺雇的那八個“腳子”，據說他自己也是挑夫中的一個。難以想象，那時姥爺他們走一單趟需要半個月。而我進西安時，坐車只需八小時，下雨下雪天另講。可現在，十八公里秦嶺隧道一通，已經把鎮安到西安的距離縮短到一小時了。

　　我在西安生活了近三十年，那是真正的第二故鄉。但我心里還是把它定為第八故鄉。因為，那六個兒時走過的鄉鎮，還有縣城，太刻骨銘心了。

　　西安之大，是因秦川八百里驟顯闊綽疏放。我有幸住在古城墻下的端履門外，門里不遠處，就兀立著兩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墓。墓旁的街道叫下馬陵，皇帝到此都得下馬。其余入城者，自是皆需整好衣帽，綁好鞋帶，呈端方、肅虔狀。三十年，我始終就住在這個地方。從我家進到端履門，只有八分鐘路程。一進門，迎面就是舉世聞名的碑林博物館。即使吃完午飯，溜達著去看幾通碑刻，回去稍事休息，也能趕上下午班。如果要上城墻，進門左拐就是階梯。上到頂端，從城垛豁口看內城，腳下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唐槐數棵，根須裸露，瘦骨嶙峋，樹冠卻枝葉繁盛，那才是真正的大唐遺株，依然生命葳蕤，雄強向天。再朝遠處瞧，古城就盡收眼底了。昔日的皇城，如今多是尋常百姓住，竹笆市、案板街、炭市街、五味什字，都曾是漫卷的煙火氣。尤其是鐘鼓樓旁的回民坊，日夜人潮涌動，那更是我常去吃羊肉泡的地方。羊肉泡是西安名吃，有時為搶到一個座位，會在人后站立許久，看人家細嚼慢咽，直到兩腿相互轉換重心數次，才能挨上半個臀尖。

　　從城墻朝南看，一眼就能睄見我家窗戶。再遠，便可悠然見終南山了。那是一個充滿了詩情畫意的山脈。說到詩，我常常不是一下想到大唐長安的那些千古名流，而是想到一個叫陳學俊的今人，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作為我國熱能工程學科創始人之一，業余時間卻愛寫詩。我為創作一個舞臺劇，曾在西安交大住了很長時間，數次拜訪青年時代舉家從上海“西遷”西安的陳院士。他們夫妻卻更愿意給我吟誦自己創作的詩歌，每每讓我這個晚輩坐著，他們站著朗誦，不時還配合以抒情動作。詩中充滿了對故土與西部的眷戀。斯人已作古，詩情滿長安！這座城市不知孕育催生了多少詩意的人文星斗，華燈初上時，你站在城墻上，仿佛還能聽到或正在聽到許多超強心臟的跳動聲。當然，這里還夾雜著一種特別渾厚的聲音，那就是城墻根下的古老秦腔。這是來自民間的腔調，大苦大悲、大歡大愛，給這個城市鋪上了厚厚一層普通生命的精神路基，讓跟大小雁塔一樣聳立的地標，似乎都有了堅實而可靠的沉雄底座。

　　故鄉的牽掛是激情澎湃，也是愁腸百結、綿綿不絕的，更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京城，常常一覺醒來，以為是睡在西安的老房里。而在西安，又常常夢見鎮安和那六個鄉鎮的硬板床與土炕。前些年，回老家是常有的事，現在離得遠了，已日漸不便。2021年清明節，我回去給父親掃墓，算是最近一次回第一故鄉。每次回去都能聽到很多故事，它們是我創作素材的重要來源和補充。有喜興的，也有揪心的，這次聽到的就是一個很揪心的故事。我打聽了好多年的玩伴牛娃子，突然有了消息。那是兒時的“鐵桿”，但已死去十幾年了。他是開拖拉機摔死的，為一家老小奔日子，拉一車山貨，連人帶拖拉機扭麻花一般扣到了溝底。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幾歲，而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終止于十一歲，后來再沒見過。那時他上樹、攀巖比猴子更利索。我吃過他掏的鳥蛋，在青石板上煎成的蛋餅。家鄉人為過上好日子，可是要比山外人多付出成倍，甚至好幾倍的代價，但他們依然在朝前奔突著。

　　抽象地說，故鄉既是山川、風物，也是親情、友情與祖宗的靈魂所在。總有人出走，到天下去闖蕩，也總有人回來或固守。我大伯父的兒子就把祖墳守了一輩子。我祖爺爺是武昌戰亂與發大水時，沿漢江而上，企圖尋找“世外桃源”而來到了柴家坪。可柴家坪也不安定，他就又攀到對面一個叫上陽坡的酷似母親懷抱的山洼地帶安頓下來。由此繁衍生息，坡前坡后都是陳姓人家。我爺爺是讀書人，做過柴家坪中心小學的校長，要求兒女識文斷字。我父親和二伯父都給公家做事。大伯父文化程度最高，卻選擇了“耕讀傳家”。過年時，我見他給人寫對聯，紅紙能鋪滿碾麥的大道場。他已作古，可他的長子已然“釘”在了上陽坡的老宅子里。我們都叫他大哥。

　　大哥也識字，能讀《水滸》《三國》和《七俠五義》。但職業卻是犁地的犁匠。那把木犁我撫摸過，兒時也試著犁過，犁鏵卻扎不進土地的深處，總是讓兩頭牛順地皮拖得飛跑。而在大哥的手上，扶犁簡直是一種享受，只單手握把，另一手執鞭，留下嘴跟牛說話。有時一面坡上就他和兩頭牛，卻能說一天，像在罵，但更多的是指引與鼓勵。大嫂子也是犁地的一把好手，大哥累了，她就接過犁把，把牛吆喝得麻利而順溜。他們有個共同愛好：喝酒，喝自己吊的苞谷酒或甘蔗酒。度數不高，不上頭，說很解乏。家鄉有句俗語：早晨三盅，一天威風！他們不僅早上起來一人一壺，中午也是一人一壺，晚上回去還是一人一壺。吵架不多，打架稀疏，一輩子過得還算和美。最痛苦的事，是大兒子出門挖礦掙錢，塌斷了腰，后來到底去世，兩口就越發愛喝。有時還劃拳、猜寶、打老虎杠子地喊幾聲。晚輩讓到河邊鎮上去住，他們說太鬧騰，就守在離祖墳一百多米遠的地方，早出晚歸對牛彈琴歌唱。山前山后的土地，在他們的耕耘中，還始終保持著我兒時記憶中的生機。他們都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但仍能吃能喝能干，日子也殷實消停，灶頭的臘肉吊著幾百塊，甕里的自釀酒囤著上千斤。

　　我總想，大哥才是故鄉和土地的最忠實守望者。我們走得再遠，大哥都像定盤星一樣死死扎根在真正的故土上。我的文學也從這里生長起，并努力想在故鄉以外有所收成，但根本還是想把那么多故鄉的烙印，也可以說是時代與歷史律動的微聲，以發酵過的方式，傳遞給更廣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