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樸光（貴州民族大學教授）

　　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頭史料來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因采訪對象均為親歷某一段歷史的當事人或見證人，加之采訪時可將筆錄和錄音、錄像有機結合，因此較傳統史學具有真實鮮活、細節生動的特點。新世紀以來，口述史在我國蓬勃興起，涌現了眾多專題性的口述史，但它們在選題上偏重于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文化藝術領域的口述史寥寥無幾，且大多局限于某種單一的文化藝術事項。

　　貴陽市文化和旅游局編著、王小梅工作團隊執編的《尋城跡：貴陽市文化名人口述史》（三輯），在選題上有很大突破，書中采訪的33個貴陽文化名人，涵蓋了作家、畫家、演員、學者、音樂家、攝影家、雕塑家、陶藝家、考古學家、非遺專家……他們都是貴陽市文化藝術領域的杰出代表。把如此眾多的文化名人口述史匯于一書，使《尋城跡》的內容精彩紛呈。

　　從某種意義上說，豐厚的文化積淀乃是城市的靈魂，而這種文化積淀往往是通過眾多文化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體現出來的。貴陽市在明清和民國誕生過楊龍友、李端棻、姚茫父、謝六逸等文化名人，可惜那時尚無口述史，不能用文字加音像把他們的生平和成就立體地記錄下來。新世紀前后，客觀上已具備了為貴陽市步入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如宋吟可、蹇先艾、劉知白）做口述史的條件，但由于沒有一批有心人主持其事，使這項工作未能提上日程，現在那一批文化名人已先后去世，留下了不可彌補的遺憾。

　　值得慶幸的是，2019年底，貴陽市文化和旅游局決定用口述史的形式為貴陽各個文化藝術領域的名人建檔立傳。這是一個高瞻遠矚、非常及時的舉措。因為很多伴隨新中國一同成長起來的貴陽文化名人，已步入了生命的暮年，再不進行搶救性采訪就來不及了。《尋城跡》收錄的33篇文章，每一篇都記錄了一個文化名人的成長經歷、事業成就和人生感悟。文章沒有固定模式，有的根據采訪資料編輯而成，有的采用口述者和采訪者互相問答的方式，有的主要由被采訪者執筆撰寫……藝術風格也靈活多變，有的激情四射，有的冷峻理智，有的犀利深刻……這種因人而異的處理方式，使每一篇口述史都與眾不同，獨具魅力。

　　《左傳》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說法。對于一個文化人，立德、立功似乎有些遙不可及，立言通過努力尚有可能做到。過去人們對“立言”的解釋多為著書立說，傳諸后世。這樣的理解未免過于狹隘。從宏觀上說，一幅畫、一首歌、一出戲、一尊雕塑、一部交響樂……只要足夠精彩，能夠直擊人心，給人以巨大的精神享受，并能流傳久遠，便可稱為“立言”。因此不僅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屈原的《離騷》、司馬遷的《史記》等經典著作可稱為“立言”，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湯顯祖的《牡丹亭》、阿炳的《二泉映月》、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亦可稱為“立言”。

　　自古以來，我國有抱負、有擔當的文化人，在潛意識里都有“立言”的心結。他們撰寫一部著作或創作一件作品，總是孜孜矻矻，精益求精，希望它們不但能得到受眾喜愛，而且能經受時間檢驗，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以實現“言得其要，理足可傳”的理想。入選《尋城跡》的33個文化名人，一生大多經歷過各種苦難，生活之路坎坷而曲折，但他們沒有在命運面前低頭，而是兢兢業業，堅毅執著地為自己鐘愛的事業奮斗，雖九死而不悔。他們一旦把某種愛好定為終身事業，便心無旁騖，勤勉不懈地為之奮斗，無論條件多么艱苦，都甘之如飴，無論遇到多少挫折，都不言放棄，終于成為一個領域的翹楚；而他們用一生心血凝成的精神財富，乃是在為當代和后世“立言”。

　　33個文化名人的口述史，從不同角度闡釋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見證了時代的發展和變遷。如果換一個層面審視，洋洋120萬字的《尋城跡》，又何嘗不是在為貴陽文化“立言”呢？我相信數十年、上百年之后，當人們研究20世紀后期和21世紀前期的貴陽文化時，一定繞不開這部著作，必將把它作為珍貴的參考資料。因此，毫不夸張地說，《尋城跡》堪稱是一部既有益于當下，又能傳諸后世的大書。

　　為了把《尋城跡》打造成口述史的精品，王小梅工作團隊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從2019年10月項目啟動，到2023年1月《尋城跡》第三輯出版，工作團隊共采訪搜集文字資料147萬余字，采集視頻資料117小時、圖片資料2166張。要把這些原始、粗糙的資料提煉、轉化為簡潔、流暢的文字，并得到口述者認可，其中耗費的心血非親歷難以感知。但王小梅工作團隊憑借過硬的專業知識和本領、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難，出色地完成了當初設定的目標。

　　總之，《尋城跡》講好了貴陽文化名人的故事，保存了貴陽的文化記憶，為貴陽這座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增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對加強貴陽市乃至貴州省的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自覺自信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