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底，我國網民人數達10.67億，形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網絡社會。然而，網絡在給人們帶來巨大便捷的同時，又滋生出一些負面問題。尤其是網絡暴力，不僅嚴重損害當事人的人格權益，還嚴重污染了互聯網環境。6月9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那么，這份《征求意見稿》，在未來懲治網絡暴力行為，維護被害人權益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新聞1+1》連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支振鋒，共同關注：網絡暴力，有“法”能治嗎？

　　如果治理不好網絡暴力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支振鋒：當前，網絡暴力已經是網絡空間的社會公害。①對于個人來講，如果任由網暴肆虐，它會導致很多人名譽受損、人格被貶損、“社會性死亡”、精神失常，也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②此外，網暴也會對整個網絡秩序造成影響。可以說如果治理不好網絡暴力，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網絡暴力，如何懲治施暴者？

　　對于網絡暴力的施暴者，究竟該如何依法懲治？在6月9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三部門公布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就分別明確了誹謗罪、侮辱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適用情況。除此之外，針對將網絡暴力延伸至線下的，可以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尋釁滋事罪定罪；針對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可以以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定罪。

　　明確5類網暴行為，能涵蓋所有網暴行為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支振鋒：①兩高一部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明確了5類網絡暴力行為，覆蓋相對比較全面。因為它把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主要形態和行為都已納入其中，并且將線上治理和線下治理相結合，結果治理和過程治理相結合。②此外也要看到，除了這5種行為之外，我國還有專門的《英雄烈士保護法》，懲治侵犯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的行為。另外，此次的《征求意見稿》重點打擊的是較為嚴重的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而對于一些較為輕微的網絡暴力行為，并不是不追究，還可以進行民事追究和民事救濟。③此次《征求意見稿》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它解決了網絡暴力的判斷難題。怎么構成網絡暴力，哪些類型是網絡暴力，以及哪些情形要予以從重處罰，這一次有了更細致和更明確的規定。

　　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 要切實矯正“法不責眾”錯誤傾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支振鋒：①兩高一部《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指出網暴的重要特征是，網絡暴力往往針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實施。因此一旦發生網絡暴力，被害人在確認侵害人、收集證據等方面非常困難。②《征求意見稿》強調了公安機關要去落實協助取證的責任，這解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難點問題。正是因為陌生人之間很難取證、很難存證，所以我們往往覺得網絡暴力“法不責眾”，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的。目前我國已經有很多相應的判例，對網暴施暴者進行處罰。③此次《征求意見稿》如果能通過，下一步網暴受害者就可以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協助取證，人民檢察院也可以在特定情況下介入提起公益訴訟。未來網暴“法不責眾”的錯誤認識也應該會得到消除。

　　面對網絡暴力，受害者該如何維權？

　　面對網絡暴力，被害人在確認侵害人以及收集證據等方面，往往面臨重重困難，維權成本極高。6月9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三部門公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便單獨將“法律救濟”列入其中。

　　比如落實公安機關協助取證的法律規定，實施侮辱、誹謗犯罪，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應當提起公訴。還有依法提起公益訴訟，依法適用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等方面。

　　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網民人數已達10.67億。面對如此大規模的網民、互聯網技術和商業發展等等一系列新的條件和環境，法律如何既能懲治施害者又能幫助被害者，仍然還有很多問號需要解答。

　　治理網絡暴力，“水軍”和“平臺”要承擔什么責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支振鋒：《征求意見稿》對此有特別規定。①在從重處罰情節里，列明組織網絡“水軍”“打手”的要加重處罰。②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也可以理解為“平臺”，《征求意見稿》明確，如果發現了網絡暴力信息，平臺不僅不依法依規進行處理，還推波助瀾去吃“流量飯”，如果構成了嚴重的危害性后果，人民檢察院可以對它提起公益訴訟，它就有可能構成拒不依法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承擔更嚴重的刑事后果。對于“平臺”的追責，一方面，如果“平臺”的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負責人在案件中負有直接原因，構成因果關系，可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另一方面，也可能對“平臺”進行罰款。此外，網暴的受害者還有可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