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祺（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

　　爪哇島扼印度洋與東南亞咽喉要地，自古經貿發達，文化多元，人口稠密，今天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島嶼之一。爪哇島在我國古代典籍中出現較早，公元前后即有零星記載。2世紀始，爪哇島已與我國有官方往來。《后漢書》記載，東漢順帝永建六年（131年），“葉調王遣使貢獻”。“葉調”是古代爪哇島梵文名“Yavadvipa”的譯音，為爪哇島最早的國家。4世紀后，爪哇島西部興起達魯瑪（舊譯多羅磨）、耶婆提、呵羅單（又譯訶羅單）等國。東晉義熙八年（412年），高僧法顯從獅子國取海路回國，途中遇風暴，曾在耶婆提國登陸。自此，爪哇島之名日盛。爪哇島的經貿發展與文化融合，對于理解中古時期的東南亞與印度洋地區有重要價值。

　　一

　　爪哇島地處樞紐，商貿發達。中古時代伊始，島上古國就已受惠于經貿。早在6世紀，島上的訶陵國就成為連接爪哇島、蘇門答臘島、婆羅洲島和巴厘島的商貿紐帶，《舊唐書》《新唐書》對此地物產之豐富有詳細記載，如《舊唐書·南蠻傳》有云，訶陵王國曾多次遣使來唐，其中貞觀十四年(640年)的貢品有頻伽鳥、五色鸚鵡、玳瑁、生犀以及異香名寶等物。

　　7-10世紀，爪哇島的貿易重心逐漸東移，這與一系列國際、國內形勢有關。7世紀始，室利佛逝王國在蘇門答臘島興起，勢力范圍一度囊括爪哇島西部。爪哇島的商貿受到部分影響，不過，因盛產稻米之故，該島仍維持相當發達的商貿地位。

　　爪哇島中部有獨特的島國貿易管理體制。農民和工匠帶著稻米、食鹽、豆子和染料到集市賣給商販們，后者與中間商交易，再經北部沿海港口的商人之手賣給外貿商，出口中國、印度、波斯等地。這一購銷體系給印尼各港口帶來實惠，避免了惡性競爭，為爪哇島的繁榮提供穩定和平的環境。得益于此，爪哇島在8世紀時出現了富有的夏連特拉王朝（又稱“山地王朝”），勢力范圍一度擴大至島外。

　　香料是爪哇島的重要貿易品。爪哇島人用稻米等物產從馬魯古群島換得原料，制成香料后出口，成為香料貿易的重要集散地。宋代趙汝適在《諸蕃志·阇婆國》中，稱此地“番商興販、用夾雜金銀，及金銀器皿、五色須絹、皂續……交易”。

　　1025年，室利佛逝受到印度注輦王朝的侵襲，不得不放松對爪哇島的控制，爪哇島迅速發展成重要的貿易中心。《宋史·阇婆國傳》稱這里物產豐富，“產稻麻粟豆”，“煮海為鹽，多魚鱉雞鴨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銀，犀，牙，箋沉，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磺，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

　　爪哇島的貿易輻射較廣。從公元960年起，宋代瓷器開始經南海外銷，貿易規模可媲美絲綢，爪哇島是必經之地。在地中海地區，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在943年將其統治擴展到埃及，廓清了紅海通道，亞洲香料得以暢通無阻地運抵地中海市場。阿拉伯人前來爪哇島購買胡椒、香料和貴重木材，商人們也從古吉拉特(翟折羅)的坎貝帶著印度布匹前來銷售。宋代的周去非在《嶺外代答·阇婆國》中寫道，“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阇婆國，其次三佛齊，其次乃諸國耳”。

　　1293年，滿者伯夷借助元朝軍事力量，成功推翻新柯沙里王國，建立滿者伯夷王國。從1293年到1478年，該王國統治著馬來群島絕大部分地區，鼎盛時期的版圖大約相當于室利佛逝王國的三倍，控制了馬魯古群島的香料貿易，消除內地與港口間往來的障礙，將爪哇島的對外貿易推向高峰。西歐社會的飲食在經歷農業和商業革命后發生變化，添加亞洲香料成為一種飲食趨勢，威尼斯商人將香料轉運到歐洲市場，獲利頗豐。

　　商業繁榮帶來較高的貨幣化程度。稅賦開始采用貨幣支付，依據明代《瀛涯勝覽》中的描述，爪哇島地區“番人殷富者甚多，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可見大量的中國銅錢輸往爪哇島。此外，地中海的金幣通過中東和印度的商品一起流入爪哇島。滿者伯夷時代，銅錢成為爪哇島的本土貨幣。

　　二

　　繁榮的國際貿易不僅為爪哇島帶來財富，還使得多種文化在此交匯。中古時期的爪哇島深受印度文化影響。3-6世紀，爪哇島西部的達魯瑪王國遺留的碑文顯示，他們使用的是印度梵文，國王和貴族大都信奉婆羅門教。

　　在室利佛逝的鼎盛時期，即8世紀初到10世紀中期，爪哇島中部的建筑明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婆羅浮屠是該時期建筑藝術的最高表現，建造歷時20余年。婆羅浮屠是印度梵文，意為“山丘上的佛塔”,其雕塑風格仿效印度笈多王朝時期的古典樣式，同時又凸顯印尼古代文明的形象，呈現出爪哇島人生活和習俗的場景，堪稱印度藝術與爪哇藝術結合的杰作。此外，沙里陵廟、普勞桑陵廟的墻壁上雕刻著印度《羅摩衍那》中的神話故事，但畫法具有當地民族風格，墓主選擇與其生前有聯系的地區保護神作為化身，印度文化的信仰與當地祖先崇拜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些廟宇、建筑也是國王顯示其精神權威的重要場所。廟宇中的僧侶和祭司具有深厚的印度文化學識，他們設立了一些集祭祀、宗教、藝術和學習于一體的文化中心，向民眾傳授知識。

　　古代中國與爪哇島的文化交流同樣重要。其中，佛教交流是重要內容之一，佛經的翻譯是兩地友好文化交流的見證。7世紀上座部佛教曾在訶陵流行，成都僧人會寧前往天竺取經，途中在訶陵居住三年，并與訶陵僧人基那跋陀羅共同翻譯佛經中佛祖涅槃章節，譯文寄達交州，后為《大般涅槃經后分》。

　　990—1016年是爪哇島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前馬打蘭王國國王達摩旺夏下令編纂爪哇法律，提倡把梵文文獻譯成爪哇文，并授意宮廷作家把《摩訶婆羅多》史詩中的18個章節和《羅摩衍那》后篇按篇章用古爪哇語改寫成散文，成為爪哇古典文學中最初出現的“篇章文學”，為爪哇古典文學的發展奠定基礎。此后，爪哇島歷代統治者在梵文譯作的基礎上創作出本土文學作品。宮廷作家們創建出一種既能宣揚印度教，同時又能歌頌帝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形式，即“格卡溫”詩體。

　　從諫義理（1049-1222年）到滿者伯夷時代（1293-1520年），爪哇文學進入新的階段，朝著更加民族化的方向轉變。宮廷文學直接取材本民族的歷史和社會，對帝王進行歌功頌德。比如，《愛神的焚毀》記述了國王卡麥斯哇拉與王后戎牙路公主基拉娜的愛情故事；拉潘查的《納卡拉克達卡瑪》描述作者于1365年伴駕東巡時的見聞，歌頌哈奄·武祿國王的豐功偉績。除記敘詩以外，還有關于如何創作和寫詩的文論類書籍，如塔納空所著的《斯瑪拉特哈哈納》。

　　三

　　漢代以來，中國人不斷前往南洋，爪哇島是南洋華人相對集中的地區。唐代已有華人定居爪哇島的確鑿記載。兩宋時期，中國商人頻繁前往東南亞的占城、真臘、三佛齊、爪哇等國經商，其中也有人“住蕃雖十年不歸”。到元朝，少數元軍曾抵達爪哇島，在當地伐木修造被大風損壞的船只，后有幾百患有疾病者無法返回，留在當地，形成“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之”的局面。到明代后，這些元軍逐漸在此娶妻生子，《明史》記載“故其地多華人”。

　　除民間交往之外，爪哇島是派遣華人使節入明朝貢次數最多的地區。早在洪武二年即遣使入貢，“自后比年一貢，或間歲一貢，或一歲數貢”。從永樂二年(1404)至成化元年(1465)，爪哇向明朝廷派遣有華人參加的朝貢使團達24次之多。爪哇島至今仍保留著一些與鄭和有關的廟宇和歷史遺存，流傳著許多鄭和的傳說故事。當地華人留下的文獻史料，如“三寶壟華人公館檔案”和《三寶壟與井里汶華人編年史》中存有鄭和船隊的記錄。印尼傳統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也保存有關于鄭和到訪井里汶的重要史實。

　　總之，爪哇島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在中古時期東南亞和印度洋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中占據重要位置。這種有利因素，不僅為爪哇島帶來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繁榮，還讓南海、印度洋乃至地中海沿岸國家受益，呈現出中古時期文明交融的生動圖景。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