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40多天的籌備，曉東和筱雅的婚禮10月2日在甘肅省慶陽市圓滿禮成。曉東向岳父母求娶筱雅的聘禮包括“三金一鉆”，即1只古法實心金手鐲、1條四葉草金項鏈、1對金耳墜、1枚30分鉆戒，以及16.8萬元彩禮現金。

　　站在鮮花和氣球中間，面對賓客的祝賀，這對新人內心其實有點苦澀。

　　訂婚前商定彩禮時，筱雅父母提的要求是“三金一鉆”外加18.8萬元現金，曉東父母感到無法接受。幾番“討價還價”，雙方家長心里都不痛快，婚事差點“黃了”。在媒人的“說和”下，彩禮最終定在了16.8萬元。婆家經濟并不富裕，這筆彩禮對他們來說是沉重的負擔，也給小兩口的婚后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筱雅對此卻無可奈何，感嘆：“我的婚姻大事，是由父母和媒人商定的。”

　　今年2月13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干部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這是中央一號文件5年內第四次點名高價彩禮問題。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比如規定彩禮限額標準、提倡零彩禮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全國多地抵制高價彩禮陋習、推進移風易俗工作的同時，由于世俗觀念的影響，以及一些職業媒人的推波助瀾，仍有不少青年與筱雅他們一樣，對自己的婚嫁彩禮問題缺少話語權。

　　“感覺媒人在‘帶節奏’，說一些誘導我父母的話”

　　筱雅自認為是“獨立女性”，近兩年用攢下的幾萬元與小姐妹合伙經營一家美容店，做美甲、美睫、面部護理，積攢了些穩定客源，每月刨去開支凈收入6000多元，租住在一間公寓房，買了代步車。

　　她和曉東是在一次朋友聚會上認識的。曉東的職業是房屋中介，年收入與筱雅差不多。去年他倆用自己的積蓄加上父母的幫襯，按揭購買了一套新房。曉東父母請托當地小有名氣的職業媒人王璽，聯系筱雅父母提親。二老覺得曉東做人做事踏實穩重，同意了這門親事。

　　眼看婚事“有戲”，媒人王璽開始多次向筱雅父母建議多要彩禮，還說經他介紹成婚的年輕人，彩禮都在15-25萬元，“你姑娘優秀，是個創業小老板，事業前景好，養個女兒不容易，彩禮要跟著風俗行情走”。

　　“感覺媒人在‘帶節奏’，說一些誘導我父母的話。”筱雅曾勸說父母，“別要太多，曉東家也不容易，正在供曉東弟弟上大學”。但父母更愿意聽從媒人的建議，還提醒女兒：“婚姻大事上不要‘戀愛腦’，能拿出多少彩禮，代表著曉東家有多大誠意。”

　　在王璽的勸說下，這樁婚事的彩禮最終定在16.8萬元。訂婚那天的最后一項儀式是“謝媒”。曉東和筱雅的父母分別拿出2000元“謝媒錢”給了王璽。宴席臨近結束，王璽特意對著雙方家長“將丑話說在前面”：“倘若兩個年輕人悔婚、閃離，涉及錢財的事，別來找我。”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婚嫁彩禮問題上，我并不‘自主’。”筱雅說，小城市的人注重傳統婚嫁習俗，普遍比較重視彩禮，“有的職業媒人就在彩禮上動心思，煽動女方家庭哄抬價碼、從中抽成賺錢”。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27歲的趙夢琪今年5月和初中同學王罡結婚了，在彩禮問題上，她也感到比較無奈。春節訂婚前，當趙夢琪說出“零彩禮或象征性收一點”的想法時，父母堅決反對，“聊了三四次，也沒能統一意見”。

　　和一些同齡已婚女性朋友交流時，趙夢琪了解到，一些人嫁女兒時，或為了攀比、爭“面子”，或受到環境壓力和媒人“帶節奏”，會提出大額彩禮要求。但男方家庭除承擔買房和裝修開支外，還需負擔十幾萬甚至20多萬元的彩禮，壓力非常大。

　　“說媒酬勞根據雙方最終的彩禮來算”

　　在筱雅的農村老家，大部分職業媒人是無業群眾。他們收集掌握著幾十或上百名適婚男女青年的個人信息，包括農歷出生日期、身高、學歷、職業與收入、家庭住址、家庭成員基本情況、有無房和車、擇偶需求。“這些信息都記在本子上，有些是本人或家長主動聯系告知的，有些是自己平時打聽到的。”職業媒人王璽說。

　　王璽給人介紹對象有七八年了。起初，有人找他幫忙給孩子打聽合適的對象，他陸續介紹成功過幾對新人，還收到過皮鞋、煙酒等謝媒禮。后來，問的人多了，他便覺得這是個營生，索性每到鄉鎮的趕集日，就端個小板凳找個人多熱鬧的地方守著，等別人找他介紹對象。一同守候的，不止他一個媒人。時間久了，當地人管媒人聚集的地方叫“人市”。

　　在甘肅慶陽，群眾戲稱媒人說親是個“跑斷腿、說破嘴”的辛苦差事，有個風俗是：說定婚事后，雙方家長要贈送皮鞋作為答謝。近些年，人們生活條件好了，將送皮鞋改為送現金，抑或二者皆送。為賺取謝媒禮，一些職業媒人慫恿女方家長索要大額彩禮及服裝購置費、上車費、改口費等，從中抽成10%甚至更多。在臨近的陜西省一些地區，彩禮還包括“離娘錢”“菜水錢”等各種名目的收費項目。

　　“職業媒人的業務有淡旺季。”王璽說，春節前年輕人返鄉時段最忙。有時，說一個媒，一天要跑兩個地方，上午介紹男女雙方見面，下午帶他們“看家”(到雙方家中了解家庭居住環境——記者注)。

　　王璽的說媒過程，從互推聯系方式、約線下見面，到提親、訂婚，快則半月、慢則一個月，原則就是最多約3次見面，互相沒好感就重新介紹。“年輕人返鄉時間緊張，一般往兩邊跑三四趟就能‘說成’。能不能‘說成’，關鍵就是談彩禮。”

　　“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最終要回鄉生活，更愿意在家鄉找對象。”年輕人閑時喜歡看短視頻，王璽就把說媒業務轉戰到網絡上，白天將待婚男女青年個人信息等內容發在短視頻平臺上，還會發一些介紹成功的年輕人訂婚、結婚的視頻，畫面里有一摞摞的彩禮鈔票、琳瑯滿目的陪嫁物品，還有“謝媒”業績，標注“有意者加微信私聊”；晚上就開直播安排年輕人線上見面。

　　這些業務并非免費。王璽說，現在年輕人的戀愛擇偶觀念更多元化，對外貌形象、工作收入、房子車子等條件都有不同的心理預期，幫他們找到心儀的人，需要花時間和精力，“說媒酬勞根據雙方最終的彩禮來算”。

　　在筱雅生活的縣域，一些年輕人不愿意婚后居住在農村，傾向于要求男方在縣城或市區買房。男方家庭婚前買房，全款加裝修費用近100萬元，如果辦商業貸款，首付款加裝修費最少也得近40萬元。倘若家中有兩三個兒子，經濟負擔“重如山”。“媒人談彩禮的出發點，更多考慮的是婚俗和利益，而不考慮這些家庭的現實經濟狀況。”筱雅說。

　　趙夢琪平時比較關注社會熱點。在一些常用的短視頻平臺，她也發現，同城頻道用戶中活躍著很多職業媒人。有人自稱自媒體從業者轉型，有人掛出了婚介實體店名稱和地址。除單身男女青年婚介信息外，發布的內容還包括“沒房沒車沒存款，即使再老實可靠，也沒有女生愿意嫁給你”“二婚怎么談彩禮”“想閃婚的私信聊”等。

　　“這些言論，明顯與當下倡導的婚戀文明新風相悖。”趙夢琪說。

　　婚姻被高額彩禮裹挾，會使女性婚姻自主權受到侵害

　　趙夢琪的母親劉萍祖籍在甘肅東部一座縣城。劉萍說，20世紀，在陜甘寧三省交界的一些縣(區)，年輕人舉辦訂婚或結婚儀式時，會現場展陳女青年手工縫制的被褥、布鞋和鞋墊、刺繡枕套、門簾、香包掛件等。這些物件被稱為“陪紡”。“陪紡”越多、針線活兒做得越好，越能說明女青年心靈手巧、具備較好的生活技能。

　　進入21世紀后，人們的物質生活日漸向好，展陳的物品發生了變化。

　　“‘陪紡’依然有，但人們開始認為，就算再多，也并不值錢。”劉萍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展示男方贈予女方的彩禮現金、首飾、服裝鞋包、品牌護膚化妝品等，以及女方家長贈予的陪嫁車、家電、名表等貴重物品。

　　趙夢琪曾在參加的婚禮儀式上見到，有人為女兒辦出閣宴時，將陪嫁物品清單以紅榜的形式張貼在宴會現場醒目處，或將嶄新的甚至還沒掛牌的陪嫁車開到宴會現場，供賓客了解觀賞。有人找貨車將陪嫁的大型家電運到宴會現場，實在不好搬運的，就將外包裝空紙殼擺在現場顯眼處。也有的女方家庭會展示兩把陪嫁鑰匙：房鑰匙、車鑰匙。

　　“小城市是個‘熟人社會’，人都有從眾心理，會跟風效仿這些做法。一旦流行起來，想破規矩不容易。”趙夢琪說，在攀比、爭“面子”的心態下，女方家庭會提高彩禮金額要求。比如，誰家的女孩考上了研究生或端上了“鐵飯碗”，談彩禮時，媒人會建議女方家長：“農村沒上過大學的女孩出嫁彩禮，還有二婚的，都十五六萬元，甚至20多萬元，咱們不能比這些低。”

　　00后李愛媛從小生活在陜西省靖邊縣一個農村家庭，目前單身。她常聽長輩說“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錢養大的女兒，嫁了人就是婆家的人了，不多要點兒(彩禮)，不是虧了嘛”“彩禮給得多，對方不敢輕易怠慢咱”。

　　她和同村出嫁了的姐姐們交流得知，因為高額彩禮，有的男青年借錢、刷信用卡甚至借網貸結婚，婚后又因經濟壓力產生家庭矛盾；有人舉全家之力買房裝修后，積蓄所剩無幾，拿不出20多萬元的彩禮，選擇放棄感情、另覓良緣；也有的女青年會積極向家人爭取降低彩禮要求。

　　“當下的年輕女性既要遵從傳統婚俗觀念，又要響應婚戀新風，需要正面應對彩禮問題。”李愛媛說，婚姻被高額彩禮裹挾，會使女性婚姻自主權受到侵害。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海鷹提交了關于治理高價彩禮的提案。她建議，指導基層自治組織對婚嫁彩禮明確約束性標準，并將“限高”規定寫入村規民約；發揮紅白理事會和鄉賢作用，引導村民執行村規民約、紅白理事會章程；制定“媒婆公約”，杜絕收受高額回扣；緊抓重點人群，將婚喪嫁娶情況納入對黨員干部的考核述評、晉級晉職、監督管理，實行承諾報備制度。

　　甘肅省鎮原縣一名鄉政府干部表示，按規定，婚介機構由民政部門審批登記、監督管理，但平時在當地農村參加年輕人婚禮時發現，民間仍活躍著一些無注冊、無登記、“脫管”的媒人，其中不乏哄抬彩禮、賺取高額抽成者，還有媒人活躍在短視頻平臺上，“建議民政部門摸清這類人員的數量和情況，從嚴管理”。

　　(文中采訪對象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敏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