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偉民（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教授）

　　“大宋史”之說最初在四十多年前由鄧廣銘先生提出，影響深遠，不過歷來學界對其具體闡發不足，內涵或有未明，甚至偶有歧見。本文試從概念內涵、爭議回應與研究舉例等方面展開闡釋，認為“大宋史”之本意與深意，乃是立足于10至13世紀中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時空背景，倡導史學研究應該突破嚴格劃分此疆彼界，統觀全局，諸史兼治。當然“大宋史”觀不是指研究議題非得橫跨諸史不可，而是應該具有通覽全局的整體觀。研究議題不同區域間的不平衡、分析討論具體議題的視野狹隘，是學界對既有研究反思與批評最為集中的兩個方面，“大宋史”觀的落實或許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作具體討論。

　　概念內涵

　　1982年10月，中國宋史研究會在鄭州召開第二屆年會，鄧廣銘先生在會上提出：“我們的學會雖是以宋史研究會為名的，而實際上，不論北宋或南宋，都只是當時中國大陸上先后或同時并立的幾個割據政權之一。既不應把宋朝作為正統王朝看待，更不能把它與那時的中國等同起來。宋史研究會的會員同志們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歷史，而決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統治區域。”（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這里，鄧先生一方面強調不管北宋還是南宋，以及遼、金等，都不過是當時中國內部的一個政權；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不管是宋史學界，還是遼金史學界的同行們，“均以研究那一有關時期的中國史為職志”，所以大家都應該統觀全局，不能嚴格劃分此疆彼界，將自己的研究范圍局限于某個政權的范圍之內。在此之后，雖然并沒有專文討論，但在各種不同場合的論述中，他關于“大宋史”這個概念的提法是明確的。

　　歸納言之，鄧廣銘先生提倡學者們對于宋、遼、金，包括西夏各個政權，都應該諸史兼治。他自己也如此身體力行、做出示范。同時，對于諸史的次序，他還主張摒棄傳統的以“宋”為首的慣例，認為應該根據諸政權創立的時間先后來排列，作“遼宋西夏金”。

　　這就引出了一個怎樣具體落實，也就是如何做到諸史兼治的問題。我國傳統史學很早就認識到治史應該有全局觀，近代史家也多有相同的看法，具體到遼宋西夏金史領域，就是要諸史兼治。鄧廣銘先生以學界引領者的身份，在多次呼吁的同時，更提出了“大宋史”這樣一個具有標識性的核心概念。這一核心概念更多關注的是通覽整個歷史時期橫剖面的視野，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強調應該打通不同斷代，提高縱向的觀察能力。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研究的實際進展似乎并不明顯。從某種程度而言，史學研究領域分割的固化，是其越來越“專業化”的趨勢造成的。

　　學問之道，專與博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專以其一而精，或失之于狹；博以其兼而通，或失之于泛。近代史學的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受社會科學深刻影響，日益走出編纂的傳統，遠離敘述之本義，而走向專題分析，以精深而非廣博取勝。于是，遼宋西夏金諸政權其中的任意一史，就成為許多學者足夠馳騁智力的“專業”領域，無暇似乎也不必他顧。尤其在宋史領域，可能因為存世的歷史文獻相對豐富，學者們甚至可以長期專注于某些側面，連一史的全貌都顧不上。跨出“專業”兼治他史，就更不容易做到了。

　　事實上，對絕大多數研究者來說，在史學發展越來越趨向精深分析的前提之下，能夠涉足的研究專題本就有限，橫跨幾個不同的研究領域更不容易。但是，如果想要真正深入觀察10至13世紀的中國歷史，不管是針對遼宋西夏金哪一史之中的哪些具體專題，都不能孤立地、僅僅立足于某一政權的范圍去觀察，而應該具有通覽整個中國史的全局觀。這就是前賢強調“兼治”的深意之所在。奉行“大宋史”觀主要當落實在觀察視野的超越，而不是指研究議題非得橫跨諸史不可。這么說來，隨著當今學術研究條件的明顯改善，遼宋西夏金史研究從劃分此疆彼界走向“大宋史”，并非不可企及，關鍵在于研究者首先得具有全局意識。

　　爭議回應

　　“大宋史”觀被提出后，許多學者給予了積極的回應。不過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意見集中在是否應該以“宋”來指代整個10至13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個新概念來表達某種學術思想，是史學研究中常見的方法。提議者的學術貢獻體現在準確的概念抽象、恰當的內涵界定、必要的學術推介等方面。這樣的新概念既可以歸納某些凸顯的歷史現象，也可以指稱特定的研究范式，領域廣泛。在大多數情況，這些概念的提煉與闡發也需要有一定的積累過程。“大宋史”觀正是如此，鄧廣銘先生用這一概念強調了遼宋西夏金諸史兼治的學術思想，簡明扼要，使人一目了然。

　　至于這個概念的提煉，為什么是“宋”，而不是“遼”或其他？這無非是考慮到遼宋西夏金諸政權的不同特點所作的一個相對性的選擇而已。這是因為：首先，在遼宋西夏金諸政權中，除了比遼政權建立略遲了幾十年，兩宋政權先后存在了三百余年，時間的涵蓋度最長。其次，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在東亞地區發育、成長，匯合了長城內外、五嶺南北眾多民族的文化因子，但是它的核心地帶一直在黃河與長江這兩大流域。在諸政權中，只有兩宋王朝一直占據了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核心地區。北宋滅亡后，女真族金國政權雖然占據河南地區，但經濟明顯衰退，而且其統治中心更遠在黃河之北。南宋政權的統治范圍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包括淮南、川蜀與嶺南，無疑也包含了當時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再次，中華文明海納百川，諸業兼營，但這一時期相對而言無疑是以農業為最重要的經濟基礎，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明體。在諸政權中，則以兩宋政權農業經濟的占比最高。所以認為兩宋政權所統治的地區是當時中國的經濟主體，是沒有異議的。最后，漢、契丹、黨項、女真、白、苗、瑤等眾多民族共同創造了10至13世紀的中華文明，他們相互之間有時不免兵戈相向，但更多的時候則和平共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幾乎全方位地相互交流、影響。這些交流與影響當然是雙向乃至多向交叉的。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文化交流網絡中，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占據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兩宋政權無疑發揮了更為主動的作用。

　　正如史金波所指出的：“宋朝在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是當時各民族發展的壓艙石。各少數民族王朝互學互鑒，為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共同締造中華文明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史金波：《深入推進宋遼夏金史研究的思考》，《河北學刊》2020年第5期）總之，從以上各方面來看，以“大宋史”來指稱整個關于遼宋西夏金時期的史學研究，是合適的。

　　研究舉例

　　那么，“大宋史”觀到底應該如何具體落實？從學界目前對10至13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的反思與批評情況看，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議題不同區域間的不平衡，二是分析討論具體議題的比較視野狹隘，未能揭示出更深刻的歷史真相。的確，在相當程度上，也許是受存世歷史資料現狀制約的緣故，目前關于10至13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存在著明顯的區域不平衡性。在諸史中，西夏史因為近年來大量考古文書的公布與出版，研究拓展明顯，但也受文書類型的制約，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間存在著不平衡現象。遼、金史相比于宋史，仍有許多領域未能展開充分的討論。在兩宋史領域內部，這種研究的區域不平衡現象同樣顯眼。李華瑞就認為，學術史中把研究視野從整個宋政權，縮小到南宋，再到江南，“歷史的空間一步步縮小”（李華瑞：《唐宋史研究應當走出“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光明日報》2017年11月20日史學版），并對此提出了批評。

　　所以，問題就回到了如何克服資料不足的困難，展開對此前相對受冷落地區與議題研究的討論。近年來一些研究成果給了我們一些有意義的啟示。遼宋西夏金時期存世歷史資料的南北不平衡，對于學界來說既是巨大挑戰，同時也可能提供某些機遇，主要取決于研究者如何應對。任何歷史文本都會帶上記述者的印記，如果這些文本的產生過程較多周折，它們背后的這種印記也必然更為復雜。例如，關于契丹、黨項、女真等民族的早期歷史，大多出于傳說，各政權建立后又往往對這些傳說進行整理與有意識的建構，元末編纂三史時復行裁剪、編湊，文本與史實之間的關系不免存在好幾層隔閡。又例如存世的一些文獻不少出于宋人之手，或依據使臣之筆，或來自探馬之言，或出于無影傳聞，形成文字，引入章奏，載之史籍。所以，如果能夠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文本的復雜史源，層層剝離那些記述者留下的印記，就不僅可以探知文本記載的真實信息，同時也能夠了解與這些印記形成過程相關的一些史實。

　　近來有學者從細致的文本批判入手，對以元修《遼史·營衛志》“部族門”為主的關于契丹早期史的記載，條分縷析，還原作為其史源的中原文獻系統和契丹文獻系統的核心內容，揭示中原文獻系統出于構建華夏正統秩序目的與對周邊地區少數族裔歷史的了解欠周所造成的誤書，以及阿保機家族以自身家族史取代改造契丹統治集團歷史的政治化塑造過程，以此造成的目前存世關于契丹早期史記載之出于“三重濾鏡”之下圖景的結果，就是很好的例證（苗潤博：《〈遼史〉探源》，中華書局2020年版）。

　　在對傳統歷史文獻剔抉發微的同時，盡力拓展歷史信息的來源，同樣重要。對于遼西夏金諸史而言，除了應該熟練掌握民族語言，充分利用存世以及新發現的民族語言資料之外，近年來各地加速進行的工程建設，使得許多地下資料經考古發掘被整理公布，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研究專題方面，對北方史的“補白”式研究或者重新探討，空間實大。例如歷來關于經濟重心南移的討論，關注點差不多全都在南方，對于被“移出”的北方地區，其原因與影響，雖然也有少量的討論，但相比于“移入”地而言，無疑是滯后的。實際上，關于10至13世紀北方地區的歷史資料雖然遠不及同時期的南方那么豐富，但是相比于唐代及以前，則未必不可企及。如果我們能夠像上古史學者那樣仔細研讀每一則歷史文本，汲取其中所有的歷史信息，學術史現狀也可能會有不小改觀。多方面探索10至13世紀北方地區的史實，其意義當然遠不止于“補白”而已。事實上，只有全面觀察，客觀歸納其總體特征，對遼宋西夏金時期在整個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地位，才能給出更準確的定位。李錫厚曾經指出，遼宋夏金時期由于北方民族空前規模的南遷，并加速與漢民族融合，遷徙雜居、經濟文化交流以及語言風俗的相互仿效，以至“金亡以后，北方地區已經形成了融合北方民族文化的、與以前歷史時期明顯不同的民族文化，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原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狀態”（李錫厚：《宋遼金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融合》，《中州學刊》2005年第5期）。如此看來，無論是傅樂成關于從唐型文化轉向宋型文化說，還是劉子健關于中國轉向內在論，都不免有過于強調漢族的文化影響之嫌，存在著某種重新審視調整的余地。

　　因此，學者們也嘗試著從另一個角度來做歸納，那就是大家已經熟悉的所謂“第二個南北朝”論。如果從歷史的縱向發展去觀察，這樣的看法無疑具有相當的啟發性。李治安歸納第二個南北朝南、北兩條線索的發展路徑，“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經歷元朝、明前期以北制為主導及明中葉為南制主導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終匯合為一，此乃宋元明清歷史的基本脈絡和走勢”（李治安：《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宋史研究者無法回避的是如何回應宋人在與北方民族對峙中的國力不振這一現象。不管從哪些角度來做解釋，南北之間武力此消彼長的事實不得不正視。可是如果縱觀而言，除了明代前期稍有振作之外，整個帝制后期可以說都是處于北強南弱的格局之下。天水一朝并非唯一的“積弱”者，它只不過是八百年來中原漢民族武功不振的起點而已。以此立場回觀歷史，就有可能幫助我們超越一時一事的局限，從更廣闊的視野去理解遼宋西夏金諸政權之間的關系。

　　不妨讓我們就專題研究問題略舉幾例。有學者曾對考古學者關于一些墓葬壁畫的鑒定意見提出疑問，認為不能凡見到髡發者就認定他們是契丹人，其中有一些應該是當時北方地區具有胡化傾向的漢人（劉浦江：《說“漢人”——遼金時代民族融合的一個側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這就典型地展示了不同的視野對于研究觀察力的影響。就兩宋史研究領域而言，這樣的例子也不少。

　　整體看來，多民族政權并存的格局對于趙宋政權最為凸顯的影響，就是使得它一直處于強大的外部壓力之下，自始至終都面臨著生存危機，所謂生于憂患，長于憂患。到南宋淪為附屬政權，更多了一層屈辱感。盡管社會生活不同層面各自的位置不能等量齊觀，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細究起來，鮮有不受立國大勢影響者，國家各方面的制度設計更是如此。例如面對北方強敵，兩宋政權不得不維持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以致對國家財政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迫使趙宋統治者不得不從社會基層攫取遠超前代的財賦收入。這樣一來，遠居荒村的鄉野農夫盡管對國勢多半茫然無知，卻不得不承受它的直接影響。相對而言，社會文化層面對于外部壓力的反應更為直接，也更為顯眼一點。人們對美的追求是服飾獵奇求異的主要原因。遼宋西夏金時期中原地區雖然受到北方民族巨大壓力，仍然無法阻擋民間仿效胡服之風，這是當時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熏蒸漸漬”的重要表現。趙宋政權不時頒布詔旨，禁人胡服，以正風俗，不過這類禁令的出臺往往受同時期朝政走向的影響。徽宗政宣年間禁令頻出，引人注目。其實所謂胡服，主要為了適應漠北風土，各族間有一定的共性，當時宋廷卻尤以禁契丹服飾為言。這一方面在于契丹是趙宋政權的主要外敵，同時可能也因為當時宋徽宗推行儀禮新制，整飭民俗之故。此外還另有一個比較隱蔽的歷史原因，為論者所忽略，那就是當時宋廷開始謀復燕云。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動向之下，宋廷上下對于契丹族文化影響也就愈加敏感起來。由此可見，如果能夠以“大宋史”全局觀來分析這一時期北宋朝廷高頻度頒布胡服禁令的現象，或許就可以從中發現一條觀察當時趙宋君臣重要政治動向的線索。

　　有意思的是，人們對外部壓力的反應往往是復雜的，在新異服飾“皆自北傳南”的同時，中原民族更為主流的反應無疑是正面反彈，表現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南宋葉適曾經指出：“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為之說。”（葉適：《水心別集》卷10《始論二》）有論者就認為持續百余年的宋夏戰爭影響了北宋詞風的演變，使之側重以閨情離怨承載蒼涼綺怨的悲情體驗。到南宋，岳飛、陳亮之銳志恢復，辛棄疾、陸游之悲憤激昂，也都是應對北敵而發。與此同時，漢民族的文化趣味也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學界以往討論集中在雅文化層面的內省，經濟生活的精致與政治機制的文治走向等方面，這些是否能夠充分解釋社會文化的“走向內在”，顯然仍留有一定空間。美國學者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分析漢族婦女纏足習俗在兩宋時期開始流行的原因，認為面對北方“蠻夷”的粗悍鄙陋，中原民族更加有意凸顯自己的文雅、精致甚至纖弱，以得到某種文化心理的優勢感。所以，婦女纏足或許應該與其他眾多社會文化現象例如文人畫與金石學的流行，舍馬乘轎，以及文學史、思想史等各種現象聯系起來討論。這樣的觀察顯然是從時代全局出發，因而更具啟發性。

　　推而廣之，持續不斷并且多方位的人口遷徙對各不同地區包括宗教在內的復雜影響，南北對峙之下各種地理格局的演變，吐蕃、大理等其他民族政權的因應之道，等等，僅從單個政權的立場出發去考察，都是難以深入的。例如，討論宋夏關系不能不考慮吐蕃的因素，高麗政權的歷史演變離開了其與遼宋金諸政權間的復雜關系，也無從談起。尤其是中原士大夫們須臾難以忘懷的華夷之辨，在南北對峙的大背景之下產生了哪些變化？當南宋成為金人之附屬國后，士大夫復雜的心理反應，更耐人尋味。這些議題都留有相當的拓展空間。

　　總之，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層面，強調全局觀的“大宋史”研究取向都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新的可能，值得引起學界重視。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