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上學時坐在最后一排，從不舉手回答問題；上班時把頭埋在工位，幾乎不參與閑聊；耳朵里總是塞著耳機，口罩時常遮住半張臉，即便是每天朝夕相處，也很難描述出他的性格和特質。

　　24歲的李怡就是這樣一個“影子人”。在他人評價中，她是一個“極度內向”的女孩，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并不是內向，而是她無時無刻不對社交感到恐懼。

　　從小到大，因為害怕別人的目光，她習慣性躲開人群；每次說話前再三打好腹稿，卻會在插話時機上不斷糾結；無法控制反思自己，幾乎每個深夜都覺得自己差勁，根本不值得被愛……發展到后來，每次說話時她都伴有軀體反應，下意識地手抖、出冷汗，甚至發不出聲音。

　　李怡患上了社交焦慮障礙，這是一種多發于青少年的焦慮性神經癥，又稱社交恐懼癥。2019年中國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資料顯示，我國社交恐懼癥的年患病率為0.4%，終身患病率為0.6%。以14億人口的龐大基數計算，每年被診斷為社交恐懼癥的患者有560萬人。

　　相較大多數人調侃式的自稱“社恐”，生理層面的社交焦慮障礙時常被忽視、很難被診斷、更難被克服。

　　癥結

　　“社恐”的難，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開學季是彭宇最討厭的時刻。安靜了一整個夏天的校園忽然變得熙熙攘攘，走在路上總能碰到同學。他想念暑假：安靜的宿舍、空無一人的實驗室、不用人擠人的食堂，他可以不用耗費任何心力跟人交談。

　　而現在，為了不顯得格格不入，彭宇不得不抬起頭，把自己切換到“社交模式”，假裝快樂地打招呼寒暄。有時對方沒認出自己，他就把頭埋下去，或看向遠處，或拿出手機——胡亂劃著，只為躲避視線。

　　找工作之前，大四的袁夢也從未想過，自己會因不擅長社交，“錯失不少機會”。第一次無領導小組討論中，鄰座同齡人侃侃而談。因為害怕打斷討論，袁夢數次張口，但語句卡在喉嚨里，一句也說不出來。

　　當心理壓力過大時，“社恐”的人會選擇拒絕與他人交往。

　　兩年前，剛從學校結束集體生活的劉晶然回到家鄉，忽然發現自己仿佛失去了社交能力，只要面對陌生人的眼光，身體就會出現出汗、發抖等癥狀。她推測，自己可能是得了醫學意義上的社交恐懼癥。

　　2020年，中國青年報社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對青年一代的社交情況展開調查分析。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

　　但社交恐懼和社交恐懼癥是兩個概念。醫學層面上，社交恐懼癥是一種心理疾病術語，是恐懼癥的一種亞型，又被稱為社交焦慮障礙。恐懼發作時，患者常常帶有明顯的焦慮和自主神經癥狀，這往往需要經過嚴密的臨床診斷，是具有病理特征的精神疾病。而年輕人廣泛討論的“社恐”，更像是社交過程中的某種狀態。

　　社交焦慮障礙常常伴有長期過程，會對患者的學業、職業和社會關系產生巨大影響。在他們眼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世界上“最大的難題”——對話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審視的眼光猶如一座大山。他們不僅緊張，還會頭暈、燥熱、發冷、心跳過速、胸痛、呼吸急促、頭痛。

　　擱淺

　　和人交往的技能需要練習，袁夢發覺自己“不進則退”。

　　她喜歡給自己打造“搞笑女”人設，就像“角色扮演”。一旦需要和人交流，她就會把不想講話、害怕社交的自己封存在心底角落，偽裝成一個會社交的人。

　　偽裝幾乎是每個社交恐懼癥患者的必備技能。今年24歲的李怡則習慣了每天早上醒來，在床上預設一遍今天可能產生的對話——

　　“昨晚睡得怎么樣”“早餐想吃什么”“今天打算做什么”，在完全做好心理準備后，才會從自己的小床上下來，推開門，開始今天的生活。

　　這并不是少數。豆瓣“社恐抱團取暖”小組中，一位網友描述著自己假裝外向開朗的日子，在反復練習后才終于習得了外向技能。但問題在于，盡管在工作中有用，但外向始終不是自己天生的那層皮，表演外向時始終覺得自己是裝在套子里的人——“在里面待一時可以，待久了會窒息。”

　　彭宇把這形象地比作“電量”。社交需要消耗電量，一旦消耗殆盡，就必須回到熟悉的環境中。對他而言是宿舍的小床，拉上床簾，戴上耳機，慢慢恢復自己的平靜。

　　幾乎每一位“社恐”人士都希望自己能“走出來”，但困難重重。

　　劉晶然覺得，自己的生活因社交恐懼被擱淺了。“我知道，我不能再繼續在家里待著了，但是我無法說服自己走出去。”每次站在家門口，劉晶然總是升起“要不要工作”的念頭，坐在門口想一整天后，再默默回到自己的小窩里。

　　因為社交恐懼，她已經在家待了兩年。多數時間里，她待在自己的房間里，幾乎斷絕外界一切對話，非必要不會出門。即使出門，她也會用口罩、帽子和耳機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

　　恐懼步步逼近，自己節節退敗。在大學期間，由于恐懼水和游泳館里的人，劉晶然無法按時學會游泳，不得已延畢半年。同學都順利畢業，劉晶然不自覺地會陷入一種自我責備，為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樣灑脫地社交而感到羞愧。

　　社交恐懼癥患者的心理活動可以被稱為認知加工偏差，比如在面對社交人群時會夸大負面結果出現的可能性，或者對模棱兩可的情況作出消極的解釋。

　　對她而言，社交是“如履薄冰”的。“一旦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完美，我就會無限制地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從小到大，所有尷尬的事情就像放電影一樣，在她的腦海里重映。接下來，她會不自覺陷入一種絞盡腦汁回想細節的狀態，最終認定“今天的社交太失敗了，對方一定不想下次和我一起出去玩”。

　　她害怕任何帶有自身觀點的舉動，比如拒絕。拒絕本身會耗費“社恐”人士巨大的精力和勇氣。劉晶然會在拒絕一件事后忐忑很久，思考自己的拒絕會不會顯得很無禮——一旦無法說服自己，就會陷入無盡的內耗和自我批判中。

　　社交恐懼不僅影響生活，甚至在摧毀生活。“有時我也在想，為什么對于別人來說輕而易舉的事情，到了我這兒就比登天還難了呢？”

　　驛站

　　幾乎所有的“社恐”人士都嘗試解答，究竟什么造成了“社恐”？

　　今年9月，袁夢決定正式向“社恐”“開戰”，既然逃避不了社交，她開始嘗試把“和陌生人交流”搬上日程，嘗試給自己“脫敏”。

　　她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社恐互助小組”的號召，希望找到有同樣困擾的人，提高自己的表達能力。短短1周，群里就增加到100多人。

　　但令人驚訝的是，多數人都在窺屏，鮮少有人說話，甚至4個人的互助小組也很難湊齊——克服“社恐”這條道路，大家都顯得謹慎內斂。

　　“其實也能理解”，袁夢說，如果小組不是由她發起，大多數情況下她并不會在群聊中發言，“這或許也是‘社恐’患者的共性，我們不喜歡表達。”因為表達觀點容易引起關注。

　　學者段俊吉曾對21名青年進行深度訪談，發現“社恐”總是與“內向型人格”“自閉型人格”“慢熱型人格”“討好型人格”等多元人格類型相互交織。在“社恐”青年的內心深處，似乎一直在追問著諸如“交往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我應該如何在交往中自處”等關鍵問題。

　　一方面，以父母和獨生子女為主的核心家庭占據主流，年輕人缺少同輩，本身就社交經驗頗少；另一方面，網絡的暢通發達也讓青年更容易塑造自己的“媒介形象”，更依賴網絡社交。多數“社恐”青年都是重度網絡使用者，他們的社交半徑在網絡的延伸下，變得廣闊又狹窄。

　　袁夢發現，社交給自己帶來的最大壓力是“外界評價”。每當和別人聊天多說了幾句，她總是不自覺陷入對別人的預判，無法控制自己不去思考他人的反饋，無法接受別人口中對自己的“不良判斷”。

　　彭宇則認為，自己的焦慮源自自卑。從小不喜歡說話，他時常被親戚認為是“木訥的怪人”。在學校經歷過孤立和校園欺凌，他的思考方式變得消極悲觀，不敢在外界面前表達自己的觀點，“我會覺得沒有人在聽”。

　　兩年里，劉晶然無數次聽到親戚希望她改變的聲音，“在家待著人會廢掉”的勸解并不能解開她的心結，反而讓她更害怕和人交流。

　　“我已經開始接受自己不會融入社會了。”劉晶然說。她希望能給人生一段喘息，短暫逃避社交帶來的內耗和自我拉扯。

　　袁夢希望，社會能多給像自己這樣的“社恐”一點時間，不要總是用價值標準來判斷人生成敗。“哪有那么多有意義的事情？”

　　每一次焦慮，意味著迷失一次自我。但現在，李怡覺得自己在接受這種失控，“空白是暫時的”，她相信屬于自己的驛站終會出現。

　　(應受訪者要求，李怡、彭宇、袁夢、劉晶然為化名)

　　實習生 牛益彤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杰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