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促進人才區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努力培養造就更多大師、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博士教育是造就國家戰略人才的重要方面，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和開展有組織科研的交匯點。當前世界學術中心正朝北美、西歐、東亞三足鼎立的方向發展，研究這些地區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改革的新趨勢，知彼知己，對我國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我們選取了北美、西歐、東亞地區的12所世界一流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巴黎政治學院、東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為案例，全面梳理其近年來博士教育的改革舉措，歸納出如下趨勢。

　　培養目標 從學術導向到應用導向

　　在博士培養目標方面，傳統博士教育強調面向學術界培養人才，博士教育的目的是為高水平大學培養高水平師資。然而近年來，在學術導向和應用導向之間，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教育目標更加趨向于應用導向，即強調面向產業界培養人才，更加注重培養博士生的實踐能力和應用能力，以更好地滿足社會和產業的需求。

　　在學位結構層面，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一項數據報告顯示，美國高校2016至2017年度博士學位授予人數為181352人，其中專業博士學位的授予人數為108509人，占比達59.8%，是學術博士學位的1.49倍，研究生專業學位規模不斷擴大。

　　在專業設置層面，瞄準社會需求調整專業。面對新冠疫情對全球醫療系統的挑戰，劍橋大學于2019年新設立免疫學與傳染病研究所，隨后開設“傳染與免疫”博士學位，于2021年9月開始招生，2022年10月正式開課。該博士項目旨在使學生通過學習一些基本技術，包括生物信息學、顯微鏡、流式細胞術、數據分析和統計，以及一些尖端技術，例如基因篩選的設計和執行、新的蛋白質組學方法和數學建模，提高其對免疫系統和傳染性疾病發病機制的認識與理解，以期在免疫系統和傳染性疾病研究上有所創新。哈佛大學2021年也新增了7個研究生專業，均為醫療衛生相關專業，如公共衛生流行病學項目、臨床醫學項目、醫療質量與安全項目等。

　　在課程教學層面，重視培養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教育較為重視學生實踐課程的學習，除開設一些必要的基礎課程外，還開設門類眾多的實用性課程，教學方法通常采用案例教學法，通過情境化、典型化案例的學習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劍橋大學地球科學系博士項目以項目實踐為課程教學主要形式，學生除了參與項目活動，還參與培訓、研討會、講習班，并從事行業實習。學校設置的一項短期高級培訓課程，內容包括在劍橋大學進行為期三天的理論學習，在冰川、海洋地區進行為期五天的實地調研和考察，由專業研究人員指導培訓，引導學生將科學思考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實踐計劃。博士生還可以參與研究小組，與極地研究員合作，共同探索極地環境并利用技術解決問題。

　　培養過程 從封閉系統到開放系統

　　在博士培養過程方面，傳統博士培養遵循學科邏輯，將博士培養嚴格限制在學科范圍內，有點像一個“封閉系統”。但在國際科技競爭加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背景下，博士培養日益遵循社會需求邏輯，將博士培養置于跨學科、跨學院、跨校、跨國的環境下，強調博士教育的動態性、開放性。在這種“開放系統”下，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培養過程呈現出如下變革。

　　一是從導師負責制到導師組指導制。導師負責制是德國博士培養模式的精髓，導師在博士招生、培養、畢業等環節擁有很大的話語權，同時導師對博士培養質量承擔責任。但這種“手工作坊式”的博士教育已經不適應大科學時代，世界一流大學正在紛紛采用導師組指導制，旨在為博士研究生提供更多和導師交流的機會，把主導師從一些不必要的環節中解脫出來，專注于對博士生研究計劃和論文的指導。對于副導師或指導小組成員而言，通過參與指導過程和承擔部分指導工作，也可以幫助他們開闊學術視野、積累指導經驗。例如劍橋大學除了分配一位主導師指導博士生畢業論文，還會指派一名副導師解答其有關課程方面的困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采用雙導師制對學生進行聯合指導，旨在通過互相監督提升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哈佛大學采用博士生指導委員會制度，該指導委員會通常由5名成員構成，這意味著學生除了選擇主導師外，還需要選擇幾位輔助的指導老師，特別之處在于學生要根據自己的專業需求找尋與自己研究方向一致的指導教授。面對近年來知識飛速分化組合、跨學科研究快速發展的形勢，傳統的“一對一”單一導師制難以滿足某些學科領域的培養要求，香港中文大學有些博士學位引進了聯合指導的方式，鼓勵其他相關學科教師參與對研究生的指導，助力學生提升跨學科研究能力。

　　二是從基于學科的培養到進行跨學科交叉培養。傳統博士教育模式通常將學生固定在某一院系，人才培養活動在單一學科內部開展。但隨著知識生產模式的變革，世界一流大學開始強調要在不同學科領域間展開研究，培養具有跨學科背景和視野的博士生。這要求博士培養打破單一學科專業界限，進行跨院系的培養。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科間博士生項目”，跨學院設立博士學位項目，學生同時在兩到三個學院修讀課程，通過組合不同學院的課程學習，以及在高年級進入輪換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促進學生跨學科、跨院系交流學習。

　　三是從產學失聯到產教融合。傳統的博士教育面向學術界而不面向產業界，博士教育與產業界處于“失聯”狀態。但隨著高學位人才成為區域知識創新中心和科技領軍企業的首選，博士學位獲得者日益獲得產業界的青睞，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培養開始向產業界轉移，產教融合成為博士教育的新趨勢。斯坦福大學鼓勵博士生參與產業研究項目，拓展產學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哈佛大學鼓勵博士生將研究成果投入社會實踐和產業應用中。牛津大學鼓勵博士生在研究過程中考慮到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提高技術研究的社會意義。東京大學利用其處于東京灣區的優勢形成了產學研一體化的研究生教育模式，通過在筑波科學城等地建立創新走廊，以及在企業、學術界、政府和其他部門的緊密合作下建設全球人工智能等研究中心和產學合作創新平臺，為學生實習和研究創造條件。新加坡國立大學啟動“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支持、鼓勵并協助博士生、科研人員和教師組建以科學研究和高新技術為基礎的初創企業，將研究成果從實驗室推向市場。

　　四是從本土化培養到國際化培養。本土化與國際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兩種趨向。當前，國際化已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博士教育的國際化強調本土教育體系與外部教育體系相互借鑒、相互兼容，以培養博士生的國際視野和創新能力。實證研究證明，學生認知經歷的多樣性和創造力成正相關關系。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工作與學習，會有更大的空間來建構新的模式，拓展博士生的理解力和創造力。這種多元化的人生體驗，既包括與不同學科知識背景的人學習與生活，也包括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工作與學習。即便只是和來自不同社團的人一起工作，也會使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所提升。劍橋大學推出了“國際博士生項目”，旨在培養跨國界的博士生。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等均開展研究生聯合培養項目；巴黎政治學院與一些國際知名大學合作提供約30個研究生教育項目，例如與意大利博科尼大學合作的國際管理與公共事務雙學位，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合作的公共事務雙學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過去10年中共增設23個國際合作授課型研究生學位，例如與北京大學合作的環境政策、科技與健康雙學位，與復旦大學合作的國際社會與公共政策雙學位，與博科尼大學合作的歐洲和國際公共政策與政治雙學位等。

　　評價體系 從單一評價到多元多維評價

　　傳統的博士教育評價單純注重學術成果，或者看重博士論文，或者看重學術發表，容易忽略博士生其他方面的素質和能力。針對這種單一評價的局限性，多元多維評價正在成為一種重要趨勢。多元多維評價注重評價學術成果以外的因素，例如博士生的學術領導潛力、組織能力、實踐能力、社會影響力、創新能力等，從而使評價更全面。同時，與傳統評價相比，多元多維評價能夠激發博士生的學術興趣和熱情，鼓勵他們積極參與不同領域的實踐和創新。

　　目前，世界一流大學在博士教育評價方面采取的一些多元化評價方式，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重視學術成果和學科貢獻性評價。除了傳統的學位論文評估外，學術成果和影響因子也越來越被重視。例如期刊出版、會議發言、專利和技術開發等都能獲得加分。鼓勵博士生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但不唯論文。二是重視學術領導和參與評價。關注博士生在組織學術活動方面的領導潛能，例如組織會議、參與點評等等。三是重視拓展性項目參與評價。非常關注博士生在拓展性項目中的表現，一些大學開設了大量的拓展性項目，博士生可以在課余時間積極參與這些項目，在這些項目中獲得的贊譽和獎項等全部納入博士生評價。四是重視教育和培訓評價。一些學校將博士生參與的教育和培訓項目，例如學術寫作、科研技能培養和團隊合作等納入評價范圍。

　　總之，諸多世界一流大學力圖通過評價改革，全面提高博士生的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

　　（作者：周光禮，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路馨苑，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