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專門強調“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記者近日從北京市檢察院了解到，截至今年10月，該院已構建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70個，其中正在運行48個，覆蓋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四大檢察”業務領域，發現線索和監督立案8024件，制發檢察建議1072份……首都檢察機關正把握“數字革命”驅動檢察高質量發展“一子落而全盤活”的關鍵變量，建用并舉檢察大數據監督模型，大數據賦能檢察由“盆景”變“風景”的趨向明顯。

　　“數據池”覆蓋各業務領域

　　市檢察院聚焦法律監督線索發現難、監督工作碎片化、監督實效不明顯等問題，推動檢察機關與執法司法機關等單位數據互聯互通，在相關單位的支持配合下，構建起覆蓋各檢察業務領域的“數據池”。

　　據了解，該院打通12345市民熱線與12309檢察監督熱線，上線運行首都檢察版“接訴即辦”，交換涉及“四大檢察”履職數據322萬余條；研發“公益訴訟檢察監督線索智能發現分析研判平臺”，已采集數據470余萬條；與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共享18.2萬余條數據信息，同時逐案采集訴訟信息，建立“涉虛假訴訟套取住房公積金信息庫”……

　　不斷建立起來的“數據池”正在成為大數據賦能檢察的源頭活水，市檢察院以“數據池”為基礎，通過分析海量數據背后潛藏的執法司法高頻問題，精準開展專項檢察監督。

　　以首都檢察版“接訴即辦”為例，該院以12345市民熱線交換數據為基礎，提取可能涉及銷售“假貨”“劣貨”的投訴數據，構建“銷假銷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

　　該院第四檢察部檢察官竇立博介紹，該模型的算法是通過投訴數據歸集，發現多次被投訴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高發區域，再通過與其他數據碰撞，發現被投訴個體是否存在曾因銷假銷劣而被法律懲罰的“前科”，進而及時、準確識別涉銷假銷劣的線索。

　　“我們依托監督模型調取了10萬余條投訴數據，梳理出有效投訴5000余條，確定了1000余條有效線索，開展集中查處侵權假冒專項監督工作，通過綜合研判發現并向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移送涉刑事追訴、行政處罰重點線索60條，公安機關依法立案2起，協同相關部門查處11起侵犯知識產權行政違法案件，提前介入重特大制假售假刑事案件14件39人。”竇立博告訴記者。

　　建數據模型監督套取公積金

　　公積金是住房保障的重要形式，提取公積金需符合規定的條件和程序。然而，北京市房山區的秦某某等五人卻打起了違規套取公積金“手續費”的主意。

　　市檢察院第六檢察部主任李欣宇告訴記者，“秦某某等人與具有提取公積金需求的相關人員惡意串通，偽造借條、借據，虛構民間借貸等糾紛，隨后經人民調解程序快速達成調解協議，并經人民法院司法確認，獲取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司法確認裁定書。之后便申請強制執行，凍結和扣劃相關人員的住房公積金賬戶資金。公積金賬戶內資金被執行完畢后，秦某某等人再收取10%至20%的‘手續費’。”

　　房山區法院在執行活動中發現相關可疑線索移送檢察機關，房山區檢察院依職權受理后，依托大數據檢索開展調查核實工作，發現2019年7月至2022年3月期間，秦某某等五人多次利用上述虛假訴訟方式套取住房公積金，涉案金額1035.7萬元，非法獲利160余萬元，民事檢察部門遂將相關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在上述案件辦理的基礎上，市檢察院、房山區檢察院研發了“虛假訴訟套取住房公積金法律監督模型”。該模型以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共享數據為基礎，逐案采集案號、審理機關、文書類型、申請執行人、被執行人、案件標的額、劃扣提取公積金額等訴訟信息，建立檢察機關“涉虛假訴訟套取住房公積金信息庫”，并開展數據碰撞與分析研判。

　　“目前我們依托該模型已對11000條線索近25萬項數據進行篩查，排查出691件通過申請執行司法確認裁定書、訴前調解書扣劃公積金的案件線索，已決定向審判機關提出抗訴和檢察建議66件。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積極推動涉案人員退還公積金590余萬元。大數據監督模型的建用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李欣宇介紹。

　　追回耕地占用稅270萬余元

　　耕地占用稅是在占用耕地環節應繳納的稅種。實踐中，單位和個人合法占用或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農用地資源都可能發生相應的納稅義務。

　　“我們經過調研發現，合法占地因審批程序的環環相扣，基本能夠實現耕地占用稅的應繳盡繳，但非法占地卻存在應繳未繳的情況。”北京市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于靜介紹，針對上述情況，北京市檢察院以提升國有財產保護領域公益訴訟案件線索發現能力為導向，研制了“欠繳耕地占用稅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并在部分基層院開展試點運用。

　　通州區檢察院作為試點院，依托該模型推送的線索率先開展涉耕地占用稅專項公益訴訟監督，建議相關行政機關及時追繳耕地占用稅，截至今年11月11日，已監督追回耕地占用稅270萬余元，耕地占用稅征繳涉及的3家行政機關在該院建議下，也建立起耕地占用稅涉稅信息共享機制和工作配合機制，信息壁壘得到有效破解。

　　除此之外，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東城區檢察院建用“幌子公司”監管治理大數據模型，在163件經濟案件中篩查出利用“幌子公司”“空殼公司”，實施犯罪行為的市場主體130個，通過線索移送，相關行政機關已對22家市場主體立案調查。

　　昌平區檢察院建用危險駕駛類案件大數據監督模型，通過對危險駕駛時空地圖數據分析整理，向各社區、街道通報區域內危駕案發點位、方式等特點，定期對精準治理效果進行階段性評估，將檢察效能投放到源頭治理的薄弱區域。

　　當前，北京市檢察院正發揮大數據賦能的技術特質和獨特優勢，突出以依法監督的“我管”，促職能部門依法履職的“都管”，以類案監督助推溯源治理與系統施治，匯聚法律監督合力，共同融入精治共治法治首都城市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