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兩位名字接近、年代相近的女作家，一位叫謝冰心，一位叫謝冰瑩。

　　謝冰心，即現代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兒童文學家冰心，她是福建福州人，原名為謝婉瑩，筆名為冰心。而另一位謝冰瑩，無論是與“謝冰心”還是“謝婉瑩”之名，都只有一字之差，不十分熟悉其人其事跡者，容易混淆不明。

　　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字風寶，出生于湖南省新化縣，1921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與謝婉瑩(冰心)、蘇雪林、馮沅君等五四時期崛起的女作家一道，躋身中國現代女作家行列。

　　與其他女作家相比，她的人生歷程顯得尤其特別，與中國現代軍事的聯系最為緊密，她是中國現代軍事意義上的第一位女兵，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堪稱能文能武的“新花木蘭”。

　　病中完成《一個女兵的自傳》寫作

　　謝冰瑩首次從軍，始于1926年冬考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經過短期訓練，便開往北伐前線參戰。其《從軍日記》就是在戰地寫成的，發表于《中央日報》副刊。

　　1927年軍政學校女生隊解散，先后入上海藝大、北平女師大學習。從北平女師大畢業后，謝冰瑩用幾部書的稿酬作學資，于1931年赴日本留學。但幾經周折，竟在日本被捕入獄，不但求學未果，還飽受酷刑摧殘；后經柳亞子等友人營救，方才脫身回國。七七事變爆發之后，她毅然投入抗戰洪流，她自行組織戰地婦女服務團，自任團長開往前線。此刻，她再一次從軍，為抗戰而從軍。

　　為“新花木蘭”先北伐又抗戰的從軍義舉所感動，上海《立報》與北平《世界日報》對其曾各有一次專訪。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七七事變爆發之后不久，第二次是在1946年8月，抗戰勝利之后不久，話題當然都離不開“新花木蘭”的抗戰生活。

　　其中，上海《立報》的專訪，約1500字，配發了一幅謝冰瑩著軍裝執旗幟的照片，圖文并茂地為讀者勾勒了一幅“新花木蘭”的人格肖像。報道中提及，雖然她從日本僥幸脫險，保全了性命，可因為在獄中受刑過重，身心備受摧殘，腦部也發生了病變，健康狀況不容樂觀。歸國后，謝冰瑩堅持在廣西南寧中學教書，還主編《南寧婦女周刊》，終因病體不支，不得不回湖南去休養。1936年，她在湖南休養期間，仍勉力完成了《湖南的風土》《一個女兵的自傳》兩部書稿的寫作。因為寫作的辛苦，再加上四月間喪母的刺激，她神經日漸衰弱，還患上了胃病、鼻炎、心臟病，這使她在暑假的時候，不得不到南岳肺癆病療養院治療了一月。

　　直到治療完畢，回到長沙，謝冰瑩聽到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她思前想后，想到她這一身病痛完全是由日本人所賜，便下了犧牲一切赴前線抗敵的決心。就這樣，一位曾經從軍痛擊軍閥、祈望國家統一的北伐女兵，跟隨著時代的步伐，又化身為奮起還擊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的抗戰女兵。

　　對于當年的女性讀者，謝冰瑩接下來的講述，恐怕更能打動她們的內心。謝冰瑩稱，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成立，是她本著只有抗戰才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參加這樣的抗戰，中國婦女才能得到解放這一信念而發動的。她說：“北伐后，婦女的活動被到廚房去的口號封鎖過，以致婦運會曾一度消沉，但是今后的婦女要從家庭中打出一條血路來，這便要看婦女們是否能到前線去，和武裝同志共同抗敵了。”

　　至于前線戰事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此行上海，究竟有什么目的與任務，謝冰瑩也交待得非常清楚。她說此次來上海，“是軍部派她來和各救亡團體接洽前線所需要的書報、慰勞品、救傷藥品等，并且為該團團員制棉大衣、換洗衣服等”。

　　據記者了解，來上海第一天，謝冰瑩除已見到過何香凝、郭沫若、柳亞子、沈鈞儒、沈茲九等外，還參觀了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當眾報告了戰場前線一天的艱難生活。從她的報告中，大家知道，前線的漢奸問題、救護問題依然很嚴重。她希望后方能不斷地組織并訓練有擔架、偵緝、宣傳技能的男女同志，上前線去。

　　報道的結尾是這樣的：

　　談到她個人的戰地生活，她總是自稱老兵。關于捉漢奸、審俘虜，在泥潭里跋涉，草地里避敵機，炮灰中寫《從軍日記》，無不覺得津津有味，興致勃勃。

　　昨天下午五時，她回前線了，當她和記者握別時，只興奮而簡單地說了幾聲：“戰地見！”

　　次日，1937年10月4日的上海《立報》，就這樣把一個女兵的抗戰生活，通過記者專訪報道的形式，大張旗鼓地展示了出來。這一份80年前舊報紙的字里行間，無一不流露著一位抗戰女兵的樂觀與自信，僅此一點，恐怕也足以令當時那些聽著唱片機、穿著高跟鞋，還在為生計與社交絞盡腦汁的上海太太小姐們驚愕不已。

　　感慨戰后生活艱難

　　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全民族統一抗戰，中國終于將侵略者徹底擊敗，在浴血奮戰中終獲勝利。繼上海專訪九年之后，“新花木蘭”隨軍凱旋之際，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再次拿起小本，追隨而來，還是要她憶述一個女兵的抗戰生活。

　　1946年8月11日、12日，北平《世界日報》在頭版顯要位置，連載題為“謝冰瑩談抗戰生活”專訪報道。報道首先提及了謝冰瑩在臺兒莊戰役期間，兩次身患“險癥”而最終脫險的驚險歷程。

　　原來，因文筆出眾又善于溝通，臺兒莊戰役之際，李宗仁曾請謝冰瑩暫時出任隨軍記者。可就在此時，因盲腸炎發作，不得不臥病在床了。當時戰地沒有手術設備，不能醫治。就連戰地醫生也只是說：“只有看著你死。”謝冰瑩回憶稱，當時“她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動也不敢動。連喝牛乳，都要用管子送到嘴里。那時她心里難過萬分。那知養了一個來月，竟全好了。”

　　憑著幸運，謝冰瑩在臺兒莊戰地上，僥幸“自愈”了盲腸炎。可后來，回到重慶割治時，又發現了腸梗阻的危險。還是憑著幸運，仍然“自愈”了。經歷了盲腸炎與腸梗阻的兩次奇跡般的“自愈”之后，謝冰瑩一路艱險走來，終于迎來了抗戰勝利。可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戰后復員的生活與家庭生計如何重新籌劃，自己的寫作生涯又如何規劃等等，一系列近期與遠期的個人問題，接踵而至，并不比一位抗戰女兵的戰地生活輕松多少，甚至還要更為復雜與艱難。

　　如果說在前線的抗戰生活，主要內容就是與敵軍和病魔的殊死較量，而抗戰勝利之后的家庭生活，主要內容則是為養家糊口的生計問題全力以赴。當然，從女戰士、女作家到家庭婦女的角色轉變，謝冰瑩仍以一貫樂觀自信的人生態度，去坦然面對，并竭盡全力。

　　彼時，謝冰瑩已育有三個子女，整個家庭的生活負擔可想而知。報道中有很形象的描述，僅僅一小段話語，“新花木蘭”此刻的生活壓力便躍然紙上：

　　“她這次由漢口來平，是早晨六點半上飛機。她的三個孩子，有兩個還在睡著，一個在床上坐著，孩子不知道她要離開些天。她說：假若知道，不定要怎樣麻煩，不讓她來。”

　　至于談到謝冰瑩一直擅長也很有成就的寫作事業，她慨嘆著說：“我那里有工夫，要編稿子，要寫東西，還要在家里洗衣服、做飯，給小孩縫縫補補。不寫東西，不能生活……”記者聽到這樣的話語，一開始不大相信。后來又聽到謝冰瑩為之解釋說：“現在在漢口寫稿子，每千字，多者不過四千元。這點點錢，要怎樣寫，才能生活？”記者在報道中就為之明確表示，“聽了心里一陣辛酸，不知想要向她說句什么話。”

　　乍聽之下，謝冰瑩透露給記者當時的稿費標準——每千字最高4000元，感覺并不算太低，須知，這一稿費標準的結算貨幣單位，是抗戰后已經大幅貶值的法幣，的確是相當低的。至于低到什么程度，不妨就直接翻閱刊發此次專訪的《世界日報》，該報當時每天都設有“經濟天地”欄目，專門報道每天的市價變化。

　　據載，1945年8月11日當天，一枚銀元可兌換法幣1100元，美鈔一元可兌換法幣2490元；白面每斤420元，大米每斤740元。由此可見，4000元法幣在當時僅可兌換3枚銀元，可購白面10斤左右，大米則只能購買5斤左右。如此之低的稿費標準，要撫育三個孩子實在是相當困難的；難怪謝冰瑩四處奔忙，從武漢飛赴北平，再轉赴東北，為搜集淪陷區新文學資料，以備撰稿謀生。

　　“新花木蘭”一生作品頻出

　　1949年之后，謝冰瑩在臺灣任教，后又遷至美國舊金山以度晚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在異國他鄉溘然長逝，享年93歲。一段“新花木蘭”的傳奇，就此悄然落幕；但關于她的從軍故事，關于她的抗戰生活，還將長久流傳下去，還將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據不完全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游記、書信等著作達80余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僅抗戰期間完成的作品就有《從軍日記》《在火線上》《軍中隨筆》《第五戰區巡禮》《梅子姑娘》《冰瑩抗戰文選集》《姊妹》(短篇小說集)、《寫給青年作家的信》(寫作指導)、《在日本獄中》等。

　　作為我國現代報告文學的開拓者，謝冰瑩繼1936年出版《一個女兵的自傳》之后，又于1945年抗戰勝利后寫成《女兵自傳》中卷，并以《女兵十年》為書名出版；林語堂的兩個女兒還將其譯成英文，由林語堂親自校正并作序，在美國的John Day公司出版，譯名為《Girl Rebel》。其余作品，有的也相繼被譯成英、日、法、德等十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國均有出版。

　　僅從以上作品來考察，其內容大部分均來源于謝冰瑩的戰地生活，屬于報告文學與非虛構文學的范疇。從北伐到抗戰，作為一名經歷了近二十年軍旅生涯的女兵，謝冰瑩筆下帶有自傳性質的、真切真實的戰地生活與時代風貌，受到同時代讀者及各界人士的關注。

　　關于寫作，關于文學，謝冰瑩曾經說過：“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作品，每一個時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也必定和其他時代不同。盡管寫作要靠天分，后天的努力也是不可少的。我覺得年輕作家應該多讀點書，當然，無論那一位作家都是應該多看書的。我希望年輕人不要盲目的反抗傳統，藝術沒有新舊之分，只有好壞之別，它不像科學是日新月異的。文學的路子很多，最好不要有老作家、新作家之分。”

　　《一個女兵的自傳》這一作品，來源于謝冰瑩的真實生活，作者出色地運用細節描寫與心理刻畫的手法，將一位追求“思想解放”與“生活獨立”的女性，活生生地帶到了讀者面前。因此一經面世，便風靡一時，吸引了眾多同時代青年讀者，反響十分熱烈。

　　南社元老柳亞子早在1931年所作《新文壇雜詠》組詩中，就專門為謝冰瑩作了一首詩，詩云：“謝家弱女勝奇男，一記從軍膽氣寒。誰遣寰中棋局換，哀時庾信滿江南。”1933年還曾為其題詞“浪淘沙”一首，詞曰：“絕技擅紅妝，短筆長槍，文儒武俠一身當。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舊夢斷湖湘，折翅難翔；中原依舊戰爭場！雌伏雄飛應有日，莫溫漫悲涼。”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后，謝冰瑩接待了眾多赴抗戰前線訪問的作家與學者，黃炎培、田漢等均賦詩相贈，表達了對這位“新花木蘭”的由衷贊佩與敬意。

　　2000年1月5日，新世紀的鐘聲剛剛敲響，繼謝冰心、蕭乾、蘇雪林等文壇名宿相繼辭世后，蜚聲文壇的“新花木蘭”謝冰瑩女士，在美國舊金山溘然長逝，享年93歲。人們按照她生前“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國，就要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在金門大橋下，讓太平洋的海水把我飄回去”的遺囑，將其骨灰撒入江海，終于圓了一位“女兵”的還鄉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