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阿來60歲時重新漫游若爾蓋大草原。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肖姍姍 攝

　　9月4日，著名作家阿來在貴州遵義獲得一個特別的文學獎項——首屆十二背后·十月“美麗中國”生態文學獎，他榮膺“年度杰出作家”的稱號。該獎項旨在鼓勵作家們在古今中西的框架里講好生態文明的中國故事和當代故事，為全球生態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中國文化主體想象。

　　阿來一直是生態書寫的先行者。他不斷在寫作實踐中表達自己對生態問題的思考，傳遞自己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探索。他筆下的生態文學作品每一部都備受關注：《成都物候記》，與《瓦爾登湖》相媲美；《蘑菇圈》《河上柏影》《三只蟲草》這個“山珍三部曲”，被譽為“生態文學的典范”；再到《云中記》，本屆“生態文學獎”的授獎詞如此評價：“生與死、物與我、山川與身體、自我與他們、內部與外部，重新聯結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綿延、渾然交融的存在，天人合而為一，人與自然相親無別……”

　　事實上，早在《云中記》之前，阿來還有一部體量更大、分量更重的生態文學著作。它，就是今年7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重磅推出的《機村史詩》（六部曲）。從2005年開始陸續出版，時隔16年，歷經時間洗滌，這部意蘊悠長的巨作靜靜散發著光芒，在這個嶄新的日子再次翻開。

　　承前啟后的“史詩”

　　構建立體式的藏族鄉村圖景

　　20多年前，阿來以代表作《塵埃落定》帶領萬千讀者領略了土司家族的激蕩風云；之后，斬獲茅盾文學獎的他又帶來了另一座文學高峰——《機村史詩》（六部曲）。《機村史詩》被認為是阿來繼《塵埃落定》之后最重要的作品，在阿來自己心中也擁有不可比擬的地位。阿來說，《機村史詩》是他投入心血最多、比《塵埃落定》更令自己滿意的作品。

　　《機村史詩》（六部曲），依序分為《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六部相對獨立又彼此銜聯的小長篇。每部小長篇之后，各附有一則“事物筆記”與一篇“人物素描”，分別講述有關新事物的故事，以及與新社會相適應或不相適應的代表性人物的故事。不同于一氣呵成的傳統長河式結構，阿來用花瓣式立體結構編織出恢宏而細膩的《機村史詩》；小說的主角不是固定的某個個人，而是“變化的”、破碎后不斷重組的村莊。談及小說的特殊結構，阿來說：“花瓣是空間的，向心的。而編年史是線性的，有始無終的。”這部關于一座藏族村莊的當代編年史，不僅在內容上反映出中國鄉村變遷的真實圖景，形式上亦與鄉村星火般的發展進程相貼合。

　　在《機村史詩》中，阿來延續自己獨樹一幟的風格，以宏大的視野、獨特的視角、詩性的語言，述說山村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塵埃落定》故事的發生時間為20世紀上半葉，《機村史詩》則講述發生于20世紀下半葉的故事，這兩部作品緊密相連，構成一個整體。如果說《塵埃落定》為舊時代畫上了句號，《機村史詩》則無疑為新時代的來臨和行進書寫下一串引人深思的問號、嘆號，并留下意味深長的省略號。舊制度解體后，機村被納入嶄新的社會體制。這個曾深藏于大山褶皺里的古老村落，隨著一次次開墾與開發暴露在轟轟烈烈的時代洪流中，迎接著外來人、新鮮事物，也承載著故人的歸來與離開。以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為背景，阿來將筆鋒對準一個個小人物，以機村為舞臺，刻畫鄉村里細微的人物與事件，以小見大，著力呈現普通鄉人的生活、情感和歷史，由此拼合、構建出一幅立體式的藏族鄉村圖景。

　　上下五十年

　　史詩的本質是為普通人而歌

　　《機村史詩》的創作關鍵詞可以說是“人”與“變”。包含了6個主要故事、12篇特寫故事的《機村史詩》，著力書寫的主要人物有將近30個。從《隨風飄散》到《空山》，隨著時間的步伐，孩童步入壯年，曾經的年輕人成為行將告別的老者，故事的中心人物不斷變換。散落在各處的小人物，在不同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輪番站在舞臺的聚光燈下。面對“這么兇，這么快”的時代，巨變之中，不同角色做出不同抉擇，迎向截然不同的命運。這部小說不是“舊鄉村的一曲挽歌”，阿來說：“我不是一個一味懷舊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終將變化。我只是對那些為時代進步承受過多痛苦、付出過多代價的人們深懷同情。因為那些人是我們的親人、同胞，更因為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人，一直是阿來書寫的重點。他曾說：“人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他始終在思考，如何去寫人、如何去寫出人在歷史當中的命運。在他的心目中，小說的本質就是寫“人”本身，史詩的本質就是為普通人而歌。在《機村史詩》中，一個個普通人輪番登場，繼《塵埃落定》之后，阿來又搭了一個舞臺，舞臺上有一扇門，這些人一個個推門進來：恩波、索波、多吉、老魏、格桑旺堆、格拉、桑丹、達瑟、達戈、拉加澤里、李老板、色嫫、駝子等等，他們在阿來給的這個舞臺，行動、思想、歡樂、痛苦……發生關系，發生沖突，然后就有了《機村史詩》這幕大戲。“50年，6本書，其實正是中國不同鄉村階段的特色的總結。”阿來如是說。

　　機村的“機”，在藏語里的意思是“種子”“根子”，誠如阿來所言，鄉村是所有中國人的根。通過對具體而微的鄉村人事變化的呈現，包括人心的異動、信仰的消弭、村莊的散落、古樸自然景觀的消失等等，阿來想要為之立傳的，不僅僅是歷經半個世紀社會變革滌蕩的“機村”本身的歷史；他想描繪的，也不僅僅是“機村”所象征的藏族鄉村在歷史大潮沖擊下失落的文化風情畫；他想要刻畫的，是處在社會變革帶來的痛苦和希望交替沖擊之下的鄉人；他想要記錄的，是被裹挾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反復遭遇斷裂和重組的最為廣大的中國鄉村。所以，阿來在表述為何寫下這部長篇巨著時曾直言：“中國鄉村在那幾十年經歷重重困厄而不死，迎來今天的生機，確實也可稱為一部偉大的史詩。”

　　按下云頭作出擔當

　　從空間到時間的雙重縱深

　　當年《機村史詩》橫空問世，名字還叫《空山》時，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學評論家李敬澤公開表示：“我認為《空山》比《塵埃落定》寫得好：《塵埃落定》寫藏族的人與事，我們或許覺得那就是我們想象的藏族——神的、半神半人的世界；而《空山》寫藏族鄉村，阿來按下云頭，寫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終究都是人，承受著與我們內容相同、但前提和節奏不同的現代歷史。畫神容易畫人難，《空山》比《塵埃落定》難。”

　　“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給阿來的授獎詞，精確道出了《機村史詩》的寫作要旨：“阿來是邊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護者。他的寫作，旨在辨識一種少數族裔的聲音以及這種聲音在當代的回響。阿來持續為一個地區的靈魂和照亮這些靈魂所需要的儀式寫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時代大潮面前孤立無援的個體不致失語。”

　　近日，文學評論家張學昕與梁海合著的《阿來論》出版。在該書中，張學昕特別撰寫了《孤獨“機村”的存在維度——阿來〈空山〉論》來深度剖析《機村史詩》。張學昕認為，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阿來做出了自己情感和精神的擔當，這種擔當不是對現實的某種修飾，而是對未來的一種祈愿，更重要的是，阿來發現了中國鄉村自己生存的時間和空間。張學昕著重提到了阿來的一段話：“這個世界還有一個維度叫時間。在大多數語境中，時間就是歷史的同義詞。歷史像一個長焦距的鏡頭，可以一下子把當前推向遙遠。當然，也能把遙遠的景物拉到眼前，近了是艱難行進的村子，推遠了，依然是一派青翠的空山。”張學昕直言：“可以這樣講，這種表述，體現為阿來的寫作從空間到時間上的一次雙重的縱深，這不僅是對中國鄉村未來的一個縱深，也是阿來對這個民族和整個時代的一種精神縱深，是對急劇變化的世界及其存在方式的傾心敘述、詮釋和想象的重建。”

　　訪談

　　來問“來”答

　　●《機村史詩》是什么？

　　一座村莊的當代編年史

　　阿來：這是一座村莊的當代編年史，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這半個世紀，中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社會實驗——從政治到經濟。這場實驗，改變人，也改變社會面貌。中國鄉村，在國家版圖上無論是緊靠中心還是地處僻遠，都經歷了革命性變革，與種種變革帶來的深刻滌蕩。我自己出生于一個偏遠的村莊，在處于種種滌蕩的、時時變化的鄉村中成長。每一次變革都帶來痛苦，每一次變革都帶來希望。即便后來拜教育之賜離開了鄉村，我也從未真正脫離。因為家人大多都還留在那里，他們的種種經歷，依然連心連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為這樣的村莊寫下一部編年史。

　　●談《機村史詩》的啟示

　　把森林山野還給自然

　　阿來：鄉村在時代變遷中，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自然環境的毀敗。這也是中國普遍現實之一種。在我寫下的機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離開故鄉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鄉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蕪。當年，涉筆這些森林的毀敗時，我心里的痛楚，甚至會比寫下鄉親們艱難的生活更為強烈。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此都有了足夠的警醒。所以，小說里有了一個人物，一個毀敗過森林，又開始維護森林的人物。這是鄉村的一種自我救贖。這是一直處于被動狀態中的鄉村的覺醒。我很高興捕捉到了這樣的希望之光。這是我真實的發現，而非只是為小說添上一個光明的尾巴。

　　●談《機村史詩》的更名

　　機村不“空”史詩不死

　　阿來：首版的時候，《機村史詩》叫《空山》。這名字總讓人想起王維的詩，但我寫下這個名字時并沒有那么從容閑適的出世之想。那時的現實還讓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構的藍圖。好多時候，“空”都是一種精神安慰。之后打算重版此書時，我更看到那些艱難過程的意義。所以，才給這部小說一個新的名字：《機村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