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兩次用到“守正創新”這一重要表述。特別是報告中的“守正”二字，實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進而形成新時代黨建理論創新領域的又一重要成果。考諸文獻，東漢桓譚在其《新論》之《言體篇》有言：“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為知大體矣。”我國著名學人錢鐘書先生對桓譚《新論》的思想價值給予高度評價，指出此書“當與《論衡》伯仲”。特別是“常守正，見事不惑”，可謂金石之論！有感于此，我們在贊嘆先賢睿智的同時，更深切地體會到黨的二十大報告字里行間的深沉與厚重。

　　什么是“守”，《玉篇》告訴我們“護也”；怎樣是“正”，孔子告訴我們“就有道而正焉”。因此，古代“守正”的核心要義，在于守護好、傳承好中華古圣先賢的思想結晶；而新時代“守正”的核心要義，黨的二十大報告已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明確提出，就是要時刻守護好、傳承好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因此，作為西藏高校教師，如何深刻領會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重要論述；如何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西藏考察時強調的“抓好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四件大事”重要指示；如何扎實推進“鑄魂育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的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培養可靠人才，這些都是新時代奮斗在民族高校育人一線的廣大工作者所必須回答且一定要回答好的時代考題。

　　回顧我國新世紀二十多年來高校育人模式的巨大變革，東部地區重點院校已完成由“學分制”向“書院制”的轉變。而作為承擔著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培養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歷史重任的西藏高校，更應關注與之相匹配的思政建設與紅色傳承，為育人模式選好底色。

　　鑒往方可知來，守正方能創新。紅色思政育人的守正與創新，在于集古今育人之長以探究真理。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正式成立。《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即以公允辯證的態度指出：“從前求學地方在書院，書院廢而為學校，世人便爭毀書院，爭譽學校。其實書院和學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譽。”因此，《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直言：“本校采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至此，就像《湖南自修大學入學須知》里說的，這所學校培育人才的目的在于“改造現在社會”。學校自成立伊始，就將理論學習、生產勞動、反帝反封建運動三者相結合，真正地做到了“知行合一”。不僅深入探究革命理論，更融匯古今中外育人之長，積極建構全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做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先進的革命理論探索同半殖民地半封建國情相結合，堅定的紅色人才培養同改造落后社會艱巨任務相結合。時至今日，我們都應堅定不移地將這種育人模式，視為我國現代紅色書院思政育人模式的“根”與“源”。

　　紅色思政育人的守正與創新，在于急國家民族之需以爭取勝利。隨著革命斗爭形勢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重大轉變，迫切需要以全新理論思想和戰斗素養武裝起來的大量優秀人才。而人才的培養，需要建構起與新形勢相契合的育人模式。陜北公學老校長成仿吾在《戰火中的大學——從陜北公學到人民大學的回顧》序言中曾說：“‘七七’事變爆發后的新形勢，要求我們全民族培養出大量的政治、軍事、文教、財經、群眾運動等各方面的干部以適應抗戰的需要。”“但是，國民黨統治區的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已遠遠不能適應這種需要了。”面對緊迫形勢，1937年7月，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與教育制度”。同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會議討論并通過《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八條明確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11月1日，陜北公學正式開學，這些新制度、新課程得以全面實行。制度方面：全面實行軍事化、戰斗化，仿連隊建制，將學員編“隊”，每隊約100人；根據斗爭實際需要，又將隊分設為培養民運干部的“普通隊”和培養師資、宣傳干部的“高級隊”。課程方面：普通隊開設《社會科學概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爭》《民眾運動》《時事政策》5門課程；高級隊在此基礎上增設《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等課程。這些新制度、新課程，彈性靈活、切中實用，在既往“知行合一”的基礎上，真正做到了教育制度與救亡圖存的緊密結合、人才培養與時代使命的緊密結合、自我價值實現與爭取國家民族解放偉大事業的緊密結合，為抗戰的全面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紅色思政育人的守正與創新，在于筑民族團結之基以共創偉業。隨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西藏也迎來了和平解放。1953年10月18日，毛澤東主席在接見西藏國慶觀禮團、參觀團時，明確指出：“只要是中國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愛國和團結的，我們都要和他們團結。”并提出“團結、進步和更加發展”的方針。然而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動上層勢力的阻撓和破壞，民主改革時機尚不成熟。因此，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先后做出《關于選送藏族青年到內地學習、參觀的決定》《關于大力培養藏族干部的決議》。于是，以加強民族團結為抓手，以推動西藏社會變革為目標的西藏團校、西藏公學應運而生。然而，在西藏公學籌備成立過程中，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動上層勢力為維護其統治階級自身利益，妄圖爭奪學校領導權。黨中央及西藏工委堅決捍衛人才培養的紅色傳承。1957年12月13日，西藏工委報請中央，并于1958年1月17日收到批準：由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原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兼任校長。這些都足以證明，我國西藏地區的高等教育，自誕生之日起就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治藏方略，肩負團結各族同胞、改變西藏落后面貌、增進人民福祉的重任。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后，西藏公學的第一批學員更是旗幟鮮明地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迅速返鄉參加平叛與改革工作，成為民主改革的中堅力量。隨著民主改革偉大事業的完成，西藏地區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制度變革轉移到發展建設上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西藏地區陸續成立的各大高等院校，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建設培養了一批批優秀的專業人才。各族人民攜手創造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歷史奇跡。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在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各高校在思政育人工作中，既有“守正”、又有“創新”，精準把握“中國特色”、有效融入“西藏特點”，將西藏地方與祖國關系史教育、新舊西藏對比教育、反分裂斗爭教育充分融入“大思政”育人體系之中。用理論學習，為各族青年講清楚什么叫是、非、曲、直；用西藏故事，向各族青年說明白什么是真、假、善、惡，讓一批批團結友愛的各族青年，在黨的正確指引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

　　今天的我們站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上，一定要努力從黨史中汲取“營養”，堅信唯有堅守紅色思政育人的這條“正道”，始終牢記“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厚植各族青年家國情懷，才能使一批批有為青年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的穩定繁榮和飛速發展注入澎湃的青春力量！

　　（作者分別為西藏民族大學外語學院講師，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團總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