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個貧困縣、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9個直過民族、880余萬貧困人口……

　　今年11月，隨著云南省宣布最后9個貧困縣摘帽，這個全國貧困縣最多的省份戰勝了絕對貧困，被貧窮圍困的日子一去不復返。

　　“清零”時刻，云嶺大地揮別千年貧困，各族群眾盡開顏，奮力開啟新征程。

　　窮困的時光被按下停止鍵

　　薄霧之下，炊煙裊裊。78歲的獨龍族老人孔當娜將和好的蕎麥面倒進烙餅機，合上蓋子后，靜靜地注視窗外緩緩流動的江水。

　　“能每頓都吃上蕎麥面是我曾經的心愿。”孔當娜出生時，她所在的族群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很長時間都吃不飽、穿不暖，為獲得更多的食物，只能到山上找野菜、下江捕魚。家里薄薄的獨龍毯就是被子，睡覺就必須圍著火塘。

　　因為整鄉幫扶項目，孔當娜搬離四處漏風的木楞房，告別照明靠煤油、通訊靠吼的日子。

　　“現在每天都能吃上肉，但最喜歡吃米飯。”孔當娜說，家里各類電器一應俱全，有了草果等產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獨龍江是我們的母親河，現在是她最好看的時候。”孔當娜感慨道。江水依舊，但生活已換了人間。

　　盡管貧困群眾的致貧原因不同，有著不同的貧困體會，但他們都“不想再回到過去的生活”。

　　老家在會澤縣馬路鄉彎彎寨村的王文選，過去住在山坡上的土墻房里，守著只能種土豆、玉米的一畝三分地過活。

　　這樣的生活被定格在去年7月，一家從100多公里外的村子搬到了縣城邊的安置點。政府幫他找了送水的工作，妻子成為社區保潔員，兩人每月能收入4000元左右。

　　“精準扶貧改善了貧困地區發展條件，拓寬了群眾增收渠道。”云南省發改委副主任梁旭東介紹，“十三五”期間，云南省建設了近25萬套住房，近150萬人搬進了安全穩固的住房，搬遷群眾從廣種薄收變為多元增收。

　　各界合力沖鋒，集中力量打好攻堅戰

　　夜深了，昭通市大關縣城的一間臨時宿舍里氣氛熱烈。掛職的縣扶貧辦副主任陳錦上正與扶貧干部討論職教協作。

　　2017年，廣東省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的陳錦上主動請纓，到對口幫扶的大關縣參與扶貧。那一年，他49歲。

　　“貧困容易形成惡性循環，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很重要。”陳錦上到大關縣后，聯系了愛心機構給學生捐贈物資，折價超過500萬元；動員貧困家庭初中畢業生到中山市進行職教學習；聯系愛心人士資助學生生活費。

　　“東西部扶貧協作充實了我們的攻堅力量。”云南省扶貧辦幫扶協作處處長牛濤說，2016年以來全省累計接受上海市、廣東省援助資金141億元，4000余名干部、專業技術人才赴滇幫扶。

　　今年2月，云南各地還在防控疫情，但脫貧攻堅戰從未中斷：云南省扶貧辦副主任施榆兵帶著督戰小分隊，拿著扶貧表冊，駕著車開著導航來到蘭坪縣，幫助貧困村解決脫貧短板；會澤縣大海鄉黨委書記陳平帶著扶貧干部，不顧風雪，挨家挨戶進行貧困勞動力摸底，為后期精準進行勞務輸出、穩定群眾收入打下基礎。

　　云南用“干部脫皮”換來“群眾脫貧”。云南省扶貧辦主任黃云波介紹，2015年以來，云南省把最優秀的干部選配到脫貧攻堅一線，26余萬名駐村第一書記、駐村扶貧工作隊員向貧困地區集結，與貧困群眾并肩戰斗。

　　更好的日子已經開啟

　　在迪慶州維西縣的臘普河谷，地里的冰葡萄馬上就要到采摘期，脫貧戶舒秀英正在基地忙著管理葡萄。

　　今年44歲的舒秀英家在維西縣塔城鎮啟別村，過去長時間處于貧困狀態。自村里發展了冰葡萄酒產業后，日子開始有了變化。

　　“現在生活是越來越好了。”談及變化，舒秀英滿臉笑容，6畝地流轉給葡萄酒企業，自己還在企業務工，去年全家收入超過10萬元。

　　葡萄產業已成臘普河谷群眾增收的重要產業，隨著深加工和“黨支部+”模式的推進，群眾增收更有保障。

　　云南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胡波介紹，2019年全省扶貧產業覆蓋近169萬戶貧困戶，基本實現產業到戶全覆蓋；遴選聘用了近3萬名產業發展指導員、組建農業科技專家組，開展生產技術服務。

　　在扶貧產業蓬勃發展、確保群眾長效增收的同時，云南還積極實施教育扶貧，以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2018年對蘭坪縣貧困生毛元懷而言，有著重要意義：他來到了珠海歐亞技工學校。

　　“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大海、規劃自己的人生……”他經歷了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

　　近年來，云南省不斷提高義務教育鞏固水平，通過實施職業教育扶貧工程，貧困戶“兩后生”有30萬余人接受職業教育。目前，迪慶州、怒江州開展了“十四年免費教育”，確保學生不因學致貧、因學返貧。

　　如今，毛元懷在珠海的一家企業實習。“我學的是機電一體化，我要成為我們家里的第一個工程師，爭取留在珠海，拼搏未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