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河水往下流的時候，帶去我的情書；當小魚往上游的時候，給我帶來回音。”85歲的杜琳，給我們唱起他當年進軍西藏時學的藏族歌謠。

圖為杜琳與妻子楊汝芬合影。 圖片由杜琳本人提供

　　杜琳生于1934年，是一名十八軍老戰士，十幾歲就參加了解放軍。他的妻子楊汝芬，學生時代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前是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他們1957年結婚，到現在已相守62年了。

圖為杜琳1952年在德格留影。 圖片由杜琳本人提供 翻拍：陳衛國

　　從相識到“書信戀愛”

　　“我與妻子是自由戀愛，沒有介紹人。我們兩人同歲，既是同鄉，又是同學，同一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杜琳說，“雖是同一年，我入團和入黨都比妻子早幾天。”1948年解放前夕，他們一起參加了學生聯合會。當時大家一起排演節目，打腰鼓、唱關于解放軍的歌曲。用杜琳的話說，他和妻子是“我看上了她，她也看上了我”。當時也說不上是戀愛，就是兩個人很要好。為這事，杜琳還去找學生聯合會的輔導員“坦白交代”。這一下，所有的小伙伴都知道了。

　　杜琳的家庭和楊汝芬的家庭是世交，兩家的感情一直很好。因為楊汝芬的哥哥楊振海和杜琳一起參加解放軍，又比他年長幾歲，所以杜琳的父親托付楊振海，要多多關照杜琳。1949年，渡江戰役前夕，楊振海來看望杜琳，戰士們都說：“杜琳他大舅子來看他了！”可楊振海一直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杜琳和自己的妹妹早已相識的事情。

　　“后來，我經常以各種理由去找楊振海，其實不是為了看他，只是想探聽消息罷了。有一次，我發現他的床上放了一封家里的來信，就悄悄把地址記下來了。”回去后，杜琳立馬給楊汝芬寫了封信，就這樣，兩個人正式“接上頭了”。打那以后，兩人的往來書信幾乎一個星期一封，沒有停過，這樣的“書信戀愛”一直持續了6年。

　　“這個婚我非結不可”

　　1957年，杜琳從西藏回內地辦理結婚手續，這一年，全黨開展了一次反右整風運動。當時，需要委托人民武裝部政審。看了遞交的材料，武裝部的政委說：“杜琳同志，這個婚你不能結。”“怎么了？”杜琳問道。“女方的父親已經內定為右派了。這對你的前途有極大的影響。”杜琳說：“那不行，這個婚我非結不可！”

　　從早上等到中午，大家都去吃午飯了，他就坐在走廊不走，從吃午飯到吃晚飯，他還不走。“哎呀！杜琳同志，你這個人真能磨啊！好好好！那你后果自負啊！”“后果自負就后果自負！”天色已晚，月光下，杜琳拿著剛剛到手的結婚審批，到那時的居委會辦理了結婚證。直到現在，杜琳都一直保存著它。

　　不甘“落后”

　　愛上了一名邊防戰士，楊汝芬也做好了去西藏的打算。她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還辦了一張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的旁聽證，一到周末就去旁聽，為去西藏做準備。后來，因為懷了孕，就沒能進藏。此后，她與丈夫杜琳過了13年的“書信婚姻”生活。“她后來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我一想，自己只讀到初中兩年半，心里不甘‘落后’。于是，就讓她把學習課本的目錄和考試卷子，統統抄給我。凡是她學了的，我一定要學。”一次，楊汝芬忘記了老師講過的《古文觀止》里的幾處眉批和旁注，沒想到“自學成才”的杜琳都記著呢，一一答出，“我是自學啊，沒有老師教，我都還記著呢！”這件事讓杜琳頗為得意。

　　錯過的列車

　　杜琳與妻子因為探親，曾經錯過了好幾次火車。那時他們都還年輕，短暫的相聚總讓人依依不舍。“一次，我們倆坐在車站的躺椅上喝茶，只顧著聊天，結果兩個人還沒進站呢，火車開走了。無奈，只得改簽。還有一次，我到北京開會，她趕來看我。我買了一張早晨八點的車票送她回去，但給看成了晚上八點。等我全副武裝，賓館派了一輛紅旗轎車，‘氣派’地接上她到了車站，人家檢票員一看，說你這票是早晨八點的。”杜琳說，“哎呀，那可怎么辦？這可是我們家‘首長’，我可要誤了大事了。”說了半天，人家才同意給改簽。結果那天晚上，從北京西站開出的這趟列車車廂里，只有楊汝芬一個人，她就這樣一個人坐著一節軟臥回家了。

　　與女兒第一次見面，被叫“解放軍叔叔！”

　　“我女兒出生在1962年，當時我在參加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妻子當時給我發了一封電報，告知母女平安。我高興壞了，回電報商量給女兒取名字的事兒。我父親當時想給女兒取名一個‘敏’字，意思是要訥于言而敏于行。這個情況我也不了解，因為我祖母之前和我提過，如果生了女兒，希望孩子勤快、勤勞，所以我就回電報上說‘女名勤’。當時的交通和通訊設施非常不完善，電報來回傳遞得很慢。但是，女兒生下來得趕緊報戶口，于是，還未接到電報的妻子就按照我父親給取的名字用了‘敏’字。我初次見到女兒時，她已經一歲半了，我記得當時妻子說：‘快叫爸爸，這是你爸爸回來了！’女兒愣了半天，張嘴就叫了一聲：‘解放軍叔叔！’我把女兒扛在肩上，高興地轉了一圈又一圈，對妻子說：‘老婆，你給我生了一個女兒，這是對我最大的獎賞。’”

　　20年兩地書

　　“我雖遠在拉薩，心里卻時時惦記著家人。我記得有次在拉薩新華書店選了一本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小書，在一頁上附幾句寫給女兒的話，從千里外寄回家中。”想著女兒收到“雪山飛來的禮物”，該會多么欣喜啊！杜琳說：“我們全家正式團聚，是在1970年。那時因為文革，我們兩家都受到了沖擊。我從西藏回到內地，妻子帶著孩子，從河南老家到成都來找我。分居了13年以后，我們終于‘合署辦公’了。”20年兩地書，滿滿都是杜琳和妻子的愛情故事和思念的心意。如今，這些信件他們都還保存著。杜琳跟妻子說：“愛上了一個邊防戰士也挺好的。”一旁的妻子應聲：“嘿，挺好的，是挺不容易的。”一見鐘情，一生相守，是他們在那個艱苦年代，愛你如初的心境，不離不棄的支持與陪伴。

圖為2014年10月，杜琳的女兒達娃身著藏裝，在布達拉宮廣場前留影。圖片由杜琳本人提供

　　2014年10月，杜琳的女兒達娃一個人去了拉薩。臨行前，杜琳還一直擔心她的身體能不能吃得消。后來，女兒穿著藏裝，在布達拉宮廣場前照了一張相，又去了一趟拉薩新華書店，還有父母曾經往來書信的郵局。杜琳看著女兒在布宮前的照片很是欣慰，“女兒，你算是勝利完成任務了”。杜琳說，他的一生與西藏分不開，連夢里都是藏地的雪山和湖泊，自己就是個西藏人。（中國西藏網 記者/吳建穎 孫健 講述者/杜琳 楊汝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