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清晨，驚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前歷史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陳慶英老師逝世。仔細看了幾遍訃告，又看到一些同志紛紛在手機上表示哀悼，陳老師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現在我眼前。當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看到訃告，但心里又覺得陳老師從此就與大家陰陽兩隔難以置信。陳慶英老師兼任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士點導師已多年，后又兼任藏學博士點導師，為我校學科建設、博士點建設及高層次專業人才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年陳老師欣然應允接受學校頒發的博導聘書，就像發生在昨天，那時我是學校領導班子成員，也是聘任兼職博導的見證人之一，后又同為一個博士點的導師。因此，在網絡上對陳慶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后，我又匆匆來到民族研究院辦公室，介紹了相關情況，建議學校及民族研究院正式致唁電。

圖為陳慶英老師2016年在西南民族大學參加重大項目開題會

　　我最后一次見到陳老師是在201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那天，我來到成都金牛賓館，參加由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和四川省委統戰部主辦的“紀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重走十八軍進藏路座談會”，由于此次會議很重要，擔心途中堵車，所以一大早就從學校出發。到了金牛賓館，剛下車就看見開車來開會的四川大學藏學研究所石碩教授，見時間還較早，我倆就圍著俱樂部小禮堂走一走。當轉過彎走到俱樂部小禮堂后面的翠竹林邊時，見到也來參加這次會議的陳老師在散步，看見我們后他也頻頻點頭。我與石碩教授走上前去向他問好，并說，我們以為來早了，見到陳老師才知道更有早行人啊。陳老師聽了后帶著熟悉的微笑說，我從邛崍過來，擔心路上堵車遲到，所以出發比較早。寒暄幾句后，我們三人便圍著俱樂部小禮堂邊走邊聊。2018年3月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開《西藏通史》出版學術研討會，我們都寫了書評，所以我與石碩教授說，以為在這次會上能見到《西藏通史》主編之一的陳老師，聽聽陳老師對此書編纂的介紹，但到北京后才知陳老師請假了，未能見到，非常遺憾。當時陳老師說，川大與西南民大常有學術活動，又住在成都，見面機會多，今天咱們幾個不就見面了嘛。說完，看看我倆又抬頭笑了起來。那天陳老師光著頭，穿一件深色的的夾克衫，足上好像是運動鞋，散步時步子雖邁得不大，但一路談笑，人看起來狀態不錯，蠻有精神。當時我想，如此注意鍛煉，陳老師一定是個長壽之人，今后將有更多藏學論著出版。之后，因疫情嚴重，線下參加會議較少，有兩次又因有其他事未能見面。沒想到12日清晨噩耗傳來，這位在藏學研究領域碩果累累、國內外均有學術影響的著名學者與我們永別了。

圖為陳慶英老師2018年在西南民族大學民研院作學術講座后與博士生合影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陳老師是在20多年前的90年代后期，但之前已拜讀過陳老師的一些論著。這次見面之后，二十多年來與陳老師一直有些往來。大約是在1997年或1998年的下半年，我先到國家民委開會，后又到了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具體時間與地點已記不清了，但清楚地記得那次在北京期間第一次見到了陳慶英老師。記得見面時陳老師衣著很普通，待人熱情，平易近人，談話中不時開心地微笑，交談中給人印象是思想深邃，知識廣博，既耐心聽對方所言，又簡明扼要講自己的見解。為何當時去見陳老師呢？是因為《白狼歌》研究。90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學民研所陳宗祥教授等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狼歌〉研究》一書，在校內教師中贈送了多本，也送了一本給我。我無其他愛好，當時工作之余喜讀讀書，尤其是民族歷史文化方面的書，所以得到《〈白狼歌〉研究》后用了不少時間讀。認真讀了此書后，確有些認識體會，也思考了一些問題，有的問題還請教過陳宗祥教授。幾年后，我看到羌年禮花編輯部編印的《羌族歷史文化文集》第五集中有陳慶英老師的《〈白狼歌〉新探》一文，其結論與《〈白狼歌〉研究》一書有所不同，所以有段時間一到北京出差就想請朋友介紹去向陳老師請教，那天終于如愿。陳宗祥教授等所著的《〈白狼歌〉研究》一書以普米族地區語言調查資料為基礎，用普米語玉姆話與《白狼歌》中的字、詞、句作全面比較，得出白狼語與普米語非常接近的結論。那天見到陳老師時，我談到陳宗祥教授《〈白狼歌〉研究》一書中的白狼語與普米語非常接近的結論，又談到云南大學方國瑜先生《么些民族考》中提出的白狼語為么些之古代語的看法，當然也談到了陳老師《〈白狼歌〉新探》一文中的觀點，對為何依據語言資料分析比較但出現不同看法這一問題向陳老師請教。陳老師聽了后笑著說，《白狼歌》研究有更多人關注是好事，西南、西北都研究好啊。對提出的問題他回答說，這一研究實際上現在仍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結論不同與出現分歧的原因是，《后漢書》中《白狼歌》的注音與翻譯有許多復雜的情況。接著，又談了《〈白狼歌〉新探》一文的撰寫目的，并簡要介紹了近幾十年來國內《白狼歌》的研究與進展。20多年前談的話不少已忘了，但記得陳老師最后說，白狼語屬藏緬語族，與藏語支的普米語、彝語支的么些語都應接近，這幾種看法其實大的方面是一致的。第一次見面我還向陳老師請教了與《白狼歌》相關的白狼夷與東女國地望研究中的一些問題，雖然交談時間不長，但收獲頗多，受到很多啟發，對我后來研究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系幫助很大。這次在北京請教后，與陳老師又見過幾次面，其中一次是在青海西寧。

圖為陳慶英老師的贈書

　　進入新世紀后，因西南民族大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共建博士點，我與陳老師的往來就漸漸增多了。2001年，加快發展中的西南民族大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經協商達成一致，聯合申報增列為博士授予單位，很快展開了各項準備工作。2002年5月，聯合申報通過四川省組織的預審后上報國務院學位辦；2003年9月，國務院學位辦批準西南民族大學為博士授予單位，同意設立民族學博士點；2004年9月，第一批民族學博士生按計劃進校。為了建設好這個博士點，培養優秀高層次人才，西南民族大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決定采取“雙導師制”等措施，2003年9月國務院學位辦批準后即開展導師遴選工作，除在校內認真遴選外，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也遴選，遴選出的導師人選經國家民委組織專家評審后再正式聘任。2003年聘任了我校第一批民族學點博士生導師，首批博士生導師共6名，陳慶英老師等專家學者接受聘書正式成為西南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在“雙導師制”下，陳慶英老師與我校萬果教授（先后任我校藏學學院院長、民族研究院院長）同為“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兩位導師聯合培養，這一方向至2010年已錄取16名博士生。擔任導師期間，陳老師講授“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等課程，并為我校博士生及相關師生開設“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研究”“元代名臣八思巴”等藏學學術講座。作為博士生導師，陳老師循循善誘，悉心指導，言傳身教，提攜后學，深受師生好評。因擔任博士生導師，有教學任務，陳老師常住在學校，我們見面機會也就多了。從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聘任的博導，來成都工作期間多在校內吃、住。我擔任校長之后，對包括陳老師在內的博導生活條件、工作條件進行過專項檢查，增加了相關經費，并要求學校有關部門作好博導的服務保障工作。陳老師擔任導師時已60多歲了，千里迢迢來我校講課很辛苦，他來校期間，我在學校就和有關領導一起去看望，并多次陪同就餐。這時候與陳老師在一起，雖然主要是吃飯，但我也抓住這個機會向他請教，比如與西南民族史研究相關的吐蕃入滇時間與路線、敦煌藏文文獻中南詔的記載、吐蕃對南詔的冊封形式、古藏文中“絳”的含義及漢文西藏一詞何時出現等問題都談到過，他都興致很高地談自己的見解，邊吃邊聊中我收獲頗多。有一次陳老師來校，在共進晚餐時他將《陳慶英藏學論文集》（上、下）簽名送給我，并指著目錄說，你以前看到過的《〈白狼歌〉新探》一文也收入這個集子了。幾天后，我回贈了一本我出的《納西族歷史文化研究》，陳老師翻開此書看了看目錄，指著《敦煌古藏文寫卷中的“vjang”》一文說，這篇文章我看過，敦煌藏文資料價值需要多方面挖掘。沒想到，我發表的這篇小文陳老師居然有印象。

　　記得有一次陪同就餐時，我說，聽說陳老師生于四川南充，青年時代才隨家庭遷居青海，按中國古人的習慣，署名可作“南充陳慶英”。陳老師聽了后笑著說，是的，但后來在青海生活的時間長。懷念陳慶英老師，感慨時光流逝，追憶往事，作此短文。陳老師生在四川，長在四川，后來到了青海，一生研究藏學，前幾天在成都駕鶴西去。可謂：情系高原，魂歸天府。

　　陳慶英老師安息！

　　（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趙心愚 作者為教授，博導，西南民族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