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西藏，占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沉重的賦稅、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盤剝，掙扎在死亡線上。

　　而農奴一般分為“差巴”“堆窮”。其中“差巴”，意為支差的人。要向地方政府支應各項差役，并且要為領主的自營地從事無償勞動。而“堆窮”是“差巴”破產后降低的又一等級，是“農奴中的農奴”。

　　在舊西藏，農奴的性命不是命。

　　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沉重的賦稅、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盤剝。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百萬農奴站起來》一書中寫道：“女人因多梳一根辮子而被征辮子稅……養殖盆花的被征花盆稅，而且每盆都被征……逢事若是拿不出納稅單，就會挨鞭笞，或遭受重罰。”

　　領主還把農奴當作私有財產，隨意用于賭博、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

　　同時，命如草芥是農奴生活的真實寫照。官家、貴族和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可以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設置司法機構和法庭，除官府所設監獄外，每一個較大寺廟和貴族都設有監獄或私牢，可以自備刑具，私設公堂，懲罰農奴，進行判決、鞭撻、拷問，給農奴戴上鐐銬、枷鎖。大量藏文檔案清晰記載著，割舌、割鼻、戴石帽、剁手足、剜眼、抽筋、剝皮、投水，甚至投入蝎子洞等幾十種酷刑。

　　在舊西藏，農奴的命運是“宿命”。

　　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中說：“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

　　農奴辛苦勞作一年，絕大部分的糧食需要付給領主，自留的很少一部分遠不足以果腹，要想活命只能找領主租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利滾利債臺高筑，祖祖輩輩欠下永遠還不清的子孫債。當時流傳一首民謠：“爺爺的爺爺欠下的債，爸爸的爸爸沒有還清，到了兒子的兒子那輩，連利息的利息也還不完。”貧窮將從出生開始伴隨農奴一生，直至死亡也不會停止，個人和家庭的苦難境遇不會因奮斗而好轉。

　　物質上的枷鎖尚且無法擺脫，精神上的控制更讓人難以喘息。

　　舊西藏的宗教勢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惡性膨脹并扭曲了佛教教義。三大領主宣揚“極樂世界”和“來世幸福”控制農奴的精神思想，讓他們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壓迫是不可避免的“卡瑪”，即命中注定的。1913年進藏的日本人多田等觀在《入藏紀行》中寫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們認為自己罪孽深重，認為達賴喇嘛為了挽救他們才課以重稅。他們還認為今世如能減輕罪惡，來世就能幸福。”

　　貴族的兒女將依然是貴族，農奴的兒女將永世為奴。舊西藏農奴物質和精神上被禁錮的沉重枷鎖，共同織成無法擺脫的“命運”——直至西藏民主改革。

　　歷史潮流滾滾向前。腐朽的社會形態必然被進步的社會形態替代。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的各階層逐漸意識到，封建農奴制度的存在完全背離人類歷史發展潮流，注定要被歷史拋棄，愛國上層人士、廣大人民群眾改革的愿望更加迫切。曾任舊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曾指出：“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

　　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農奴生存、婚嫁、流動、居住、勞動、人身自由、人格尊嚴、接受教育等權利的制度枷鎖。活了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久，百萬農奴終于實現了真正的人身解放，獲得充分保障的人權與尊嚴，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生活條件也極大改善。在民主改革中，農奴和奴隸共分得土地約280多萬克（約18.67萬公頃）。建立起第一個供銷社、第一個農村信用社、第一所民辦小學、第一所夜校、第一個識字班、第一個電影放映隊、第一個醫療衛生機構。納金水電站建成發電，拉薩普通市民首次用上電燈……

　　六十多年偉大跨越，西藏各族人民開啟了幸福美好新生活。如今，西藏各族兒女正和全國人民一道奮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上。西藏的明天必將更加輝煌燦爛，西藏人民的生活必將更加幸福美好！（中國西藏網 文/歐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