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那曲“撤地設市”已經5年了。不久前，我與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xié)會老西藏一同乘火車回“家”看看，共圓夢想。列車到達那曲站，看到我國最年輕、面積最大地級市的那曲高樓林立，一片繁榮景象，不由得想起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xié)會前任會長、原國務院西藏經濟工作咨詢組駐藏組范小建39年前在這里調研時的情景，因為他的調研日記真實地描繪了這里曾發(fā)生的歷史性變化。

　　時間追溯到1984年，中央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為落實會議精神，中央決定成立國務院西藏經濟工作咨詢組，協(xié)助西藏完善相關政策，促進“43項工程”的落實。咨詢組下設一個駐藏工作組，以協(xié)助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落實相關工作。

43項工程之一的那曲地區(qū)（現(xiàn)那曲市）群眾藝術館（唐召明1987年攝）

　　“43項工程”亦稱“鑰匙工程”，是指為慶祝西藏自治區(qū)成立20周年，由北京、天津、上海、山東、福建、四川、浙江和江蘇等9個省市所援建西藏的43項工程。這項工程包括能源交通、商業(yè)旅游、文教體育、醫(yī)療衛(wèi)生和市政公用等方面的基礎性設施，其中20項修建在拉薩，其余分布在那曲、日喀則、山南、昌都和阿里5個地區(qū)，工程總建筑面積近25萬平方米，總耗資4.77億元。全部工程于1984年初啟動。

　　1984年7月18日，范小建和石萬鵬兩人一組開始對那曲地區(qū)（現(xiàn)那曲市）索縣、巴青、聶榮、安多等縣進行包括“43項工程”在內的考察調研。

　　原國務院西藏經濟工作咨詢組駐藏組范小建（右一）與本組人員趙清政、石萬鵬、齊曉魯、府培生、冉令申（從左至右）在拉薩布達拉宮前合影留念(范小建提供，1984年6月攝）

　　范小建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在那曲了解了43項工程進展情況，包括那曲飯店、醫(yī)院、風能電站和群藝館等。工程進度問題不大，只是預算要大大突破，原定是1070萬元，現(xiàn)在估計要1700萬元。

　　那曲到處都在搞施工，像個大工地。從住所到食堂的路上，有一片低洼的水坑，有一個廁所。地委食堂每天2.60元的伙食標準，不算貴。

西藏那曲地區(qū)（現(xiàn)那曲市）嘉黎縣中學外景（唐召明1997年攝）

　　那曲地區(qū)40萬平方公里，折6億畝，占國土面積4.1%。那曲人口23萬，每平方公里只有0.5人。小學生2700人，占總人口的1.17%，五年級學生的義務教育普及率只有2%。

　　我們還去看了一所公社小學。從小學老師窮培處了解到，當?shù)赜袑W齡兒童200多人，但入學率不到10%。在校生最多24人，平常14人，少時7、8人，我們看到只有7人。老師強烈反映，要求提高入學率，否則不想辦了……為了鼓勵學生入學，根據學生上學離家遠近，分別給予2、4、6元的補助，但效果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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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從巴青返回那曲，8月2日又到聶榮縣。當時那曲的公路就是這樣，從地區(qū)到各縣，沒有網狀的公路布局，向一個方向走出去，若要改變方向，必須再回到地區(qū)，沒有捷徑。

西藏那曲地區(qū)（現(xiàn)那曲市）聶榮縣城舊貌（唐召明1988年攝）

　　就當時的艱苦條件，范小建還寫道，“聶榮縣海拔4600米，風很大，很冷。每天早晨屋子外面有水的地方都凍著一層厚厚的冰。草原上的霜，一直到中午才能化凈，到上午十點來鐘，看上去還是一片白花花的。白天，時常是冰雪交加，我們穿著毛衣、毛褲，又穿上棉大衣也還是覺得不行，只好在屋子里生起爐火，把牛糞火燒得旺旺的，屋里才有點暖和氣兒。

　　所謂縣城，在牧區(qū)也就是那么十幾間房子，中間一條馬路，也全是土路，路兩邊有幾排房子，少的兩三排，多的五六排，像點樣的搞個小院，有個東西廂房什么的。除了機關，再就是商店和學校，都小得可憐。連居民都沒有幾戶，基本上就是干部和干部家屬。我們到縣城那天，既無房子住，又無飯吃，幸好帶路的同志遇到一個熟人，在這人家里吃了頓飯，才算安頓了。這里沒有大電網的電，只有一臺40千瓦的發(fā)電機，還沒人會用，只好放在那里睡大覺。到晚上，一片黑暗，要寫東西，只能是在白天……”

　　在日記里還有一段感人故事，“我們本想直接去巴青……因前面還有塌方，只好返回索縣。在索縣，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兒。有一位叫阿拉窮培的農民開了一個小商店。‘阿拉’在藏語里面是‘酒’的意思，即這位農民過去是個‘酒鬼’。放寬政策之后，他提出想開個小飯店，縣上就支持他，貸給他1000元的款，又讓出路邊一間馬棚，作為營業(yè)的門市。阿拉窮培非常聰明，他利用這個飯店不但經營各種飯食，還兼賣百貨，又雇了人加工黑白鐵進行銷售。‘阿拉’服務態(tài)度極好。我們去他店中參觀，正有三個甘肅天水的青年小商販在他店中就餐。‘阿拉’不但免費提供茶水、小菜，而且當菜不夠吃時還免費添菜，招待顧客極熱情，就像是深圳酒家中殷勤的服務員，生怕顧客有什么不滿意之處。在如此偏僻、落后的高原山區(qū)，竟有這樣善于經營、會搞服務的藏族群眾，真是太少見了！此人未見過什么大世面，也從未做過生意，如此精明，真是難得。我了解了一下，他一個月就賺了將近1000元（這個店是三戶聯(lián)營，阿拉窮培是店主，三戶平均，每人可得300元）。他們準備還了貸款再分配。店的名字用漢藏兩種文字寫著‘為您服務店’。”

　　時任農業(yè)部副部長范小建（左二）在隨慶祝西藏自治區(qū)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代表團再次回到西藏時，與代表團其他成員一同在藏族群眾家中做客，了解生產和生活情況（范小建提供照片，2001年9月攝）

　　今年70歲，曾前后兩次在西藏任職的范小建，與西藏有著不解之緣。1976年，他大學畢業(yè)后進藏，在昌都計委工作。

　　1979年范小建調離西藏。1984年，范小建又第二次進藏，先后在國務院西藏經濟工作咨詢組駐藏組工作，曾任西藏自治區(qū)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1987年離開西藏。2000年，范小建擔任農業(yè)部副部長，2007年擔任國務院扶貧開發(fā)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等職，是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范小建對西藏，對藏北草原充滿了無限感情。在西藏多年的調研中，他發(fā)現(xiàn)農牧區(qū)80%以上的生活能源要靠燒牛糞，而撿牛糞又是一項繁重的體力勞動。

　　于是，時任國務院扶貧開發(fā)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xié)會會長范小建從2017年起，便把中國農業(yè)大學新研制的高原撿拾車作為協(xié)會的科技推廣項目，把一輛輛既可以撿拾牛糞，又可用作運輸小推車的高原撿拾車免費發(fā)放到海拔最高、條件最為艱苦的那曲地區(qū)，親手送到牧民群眾手中。

　　也就從那時起，我作為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xié)會的一名志愿者，跟隨范小建所率領的志愿者隊伍先后來到比如縣、班戈縣、申扎縣、聶榮縣、尼瑪縣、雙湖縣等地，向牧民群眾發(fā)放了約2000臺高原撿拾車，也深深感受到了他的摯愛情懷。

　　2018年，高原撿拾車赴藏志愿者服務團隊在結束了班戈、申扎和尼瑪縣發(fā)放高原撿拾車后準備返京，而此時的范小建卻不顧“高反”，奔向了被稱為人類“生命禁區(qū)”的雙湖縣進行調研，安排來年發(fā)放高原撿拾車相關工作。

　　范小建常說，“高原撿拾車看似一件小事，但是意義卻很大。青藏高原牧區(qū)的鄉(xiāng)村振興工作，既要有青藏鐵路這樣的大項目，也要有牛糞撿拾車這樣的‘繡花功夫’。”

　　回到北京，他感佩這里的變化，撰文在《中國西藏網》發(fā)表了“全國最年輕、全世界海拔最高縣城的改革印記”一稿，來介紹雙湖縣從無人到有人的歷史變遷，“為了擴展生存空間，1974年，原生活在那曲申扎縣一帶的部分牧民，大膽地向北部遷徙，來到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藏北無人區(qū)，來到羌塘草原的腹心地帶。

　　經過40多年的發(fā)展，這里已經發(fā)展到6鄉(xiāng)1鎮(zhèn)，31個行政村，牧業(yè)人口達1.25萬人，草場面積11000多萬畝，牲畜存欄43.5萬頭（只）……”

　　當然，隨著脫貧攻堅和生態(tài)建設的需要，如今的雙湖又實施了大規(guī)模的高海拔移民搬遷，雙湖的牧民群眾正欣喜地迎接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范小建說，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下，西藏乃至藏北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濟發(fā)展、政治穩(wěn)定、民族團結、社會進步、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取得的成績令人鼓舞，深感振奮！

藏北首府那曲鎮(zhèn)新貌（唐召明2014年4月9日攝）

　　比如，“十三五”期間，那曲市通車里程已達到2.6萬公里，鄉(xiāng)鎮(zhèn)、建制村平均通暢率分別為100%（含在建）和67.49%，初步形成以縣城為中心、鄉(xiāng)鎮(zhèn)為節(jié)點、建制村為網點的農村公路交通網，“三縱、四橫、四通道”的公路交通網框架已基本形成。

　　西藏那曲地區(qū)那曲縣（現(xiàn)那曲市色尼區(qū)）羅瑪鎮(zhèn)中心小學的學生們在進行跳繩比賽（唐召明2016年10月5日攝）

　　“十三五”以來，那曲市教育事業(yè)得到迅速發(fā)展，小學適齡兒童、初中、高中入學率分別達到99.86%、103.14%、75.2%。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職業(yè)教育、特殊教育的教育體系全面形成……

　　可以說，我們見證了西藏“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巨大變化。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西藏乃至藏北草原的明天一定會更加輝煌燦爛。（中國西藏網 文、圖/唐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