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珍（左四）率領的“亞龍娃”家族娘子軍

　　兩個多月前，西藏小友紅梅來電，她大姐的女兒參加建黨百年紀念活動演講比賽，想要參考我的一篇舊文，我當即表示支持。隨后的幾天，好奇心促使我關注著演講比賽進程，結果讓我驚喜，這個名叫達瓦玉珍的女孩總分第一，獲得南京農墾集團舉辦的建黨百年演講比賽一等獎。看到小姑娘聲情并茂的演講視頻，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身著藏裝亭亭玉立，簡直難以想象，她來自喜馬拉雅深山“亞龍娃”家族，是朋友紅珍的外孫女。哦，遠方的親人，你們還好嗎？

　　（一）

　　亞龍娃，上察隅方言，“站起來”的意思。

　　達瓦玉珍的曾祖母普赤，在西藏民主改革前一直是領主的家奴，她一家世代都是奴隸，直到西藏民主改革的春風吹到她所在的邊鄙小村慈巴村，她才卸掉了身上的枷鎖，從領主跟前躬身的奴隸挺直了腰桿，可以揚眉吐氣做人，于是村里人叫她“亞龍娃”，她的家人就成為“亞龍娃”家族。

　　“亞龍娃”普赤阿媽的熱心善良在村里有口皆碑。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村里來了阿旺西熱一家四口，一家人躲債從波密逃到密林深處的慈巴，孩子他媽因一路疾苦奔波不幸病逝，小兒子才6個月大，尋著媽媽的尸體找奶吃，這一幕被普赤阿媽看到，一把抱起孩子，讓他吸吮自己的乳汁，正巧自己的女兒紅珍也這么大，自此兩個奶娃連帶孩子6歲的哥哥一起由普赤養大，直到他們參加工作。后來，紅珍的阿爸在中印邊境當背夫途中過世，阿媽便和阿旺西熱組建了新的家庭，老兩口又有了兩女一男三個孩子。多年后，一個女兒當了護士，另一個女兒當了醫師，紅珍是他們同母異父的大姐，成年后當上村長，以后小兒子次仁多吉接了姐姐的班，當上村長。

　　（二）

　　與“亞龍娃”家族的友誼源于41年前。

　　1980年3月，我作為西藏日報的記者和新華社西藏分社馬競秋、才龍及本報阿多一行四人去藏東采訪。從拉薩到八一鎮408公里，乘老式客車要花兩天時間，中途工布江達過夜。一路上，米拉山大雪封路，滯留半天；色季拉山遭遇雪崩，一車人下來徒步；波密縣各區采訪，走村串戶，安步當車；出傾多深溝，搭乘農民的手扶拖拉機；然烏兵站小住，搭上了成都軍區青藏兵站部的運輸車隊，隨之浩浩蕩蕩地爬越了達姆拉雪山。山這邊，是荒漠、雪山；山那邊，已然一派新綠。察隅，號稱西藏江南，在竹瓦根采訪數日后繼續南下，連綿的陰雨，將我們滯留在只有8戶人家的慈巴村。

　　慈巴村，地處喜馬拉雅東南隅峽谷森林， 岡日嘎布河從雪山奔流而下，似沖鋒的號角。我們直奔村長家（當時叫生產隊長），大姐原名才旺卓瑪，后來給自己改名叫紅珍。聽說拉薩來了記者，她風風火火地從田里趕回來，進門就是打酥油茶、殺雞、摘菜、燒飯，一小時后，滿屋飄香。

　　紅珍長我一歲，笑盈盈的圓臉盤，會說話的大眼睛，寬厚結實的身板兒，干脆爽朗，招人喜歡。雖然沒有上過學，但領悟力強，為人做事深得民心，當過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民兵連長、黨支部委員、生產隊長。我們走后農村改制，依然被選為村長。

　　慈巴地處原始森林，小木屋星羅棋布。紅珍家堂屋有20多平方米，朝南一面連著曬臺，可從三面眺望察隅溝谷的近樹遠山。紅珍的丈夫徐郭是區里的干部，平常很少回家，她取出壓箱底的新被褥，把閨房讓給了我，和父母孩子擠住在堂屋靠墻的卡墊上。堂屋中央是火塘和灶臺，一家人傾其所有接待我們。紅珍通常是天亮前下地干活，阿媽在家照顧3歲的珍華和1歲的紅梅，兩個大點兒的孩子跟著爸爸在區里上學，家里做飯的事總是阿爸幫襯，我們和家人一起圍著火塘就餐，飯后接著訪談話聊，待松樹明子燒成灰燼就各自歇息。

　　木樓的下層，是動物家園。豬夫婦和雞家族和睦相處，兩頭黃牛和一匹馬一旁歇息。夜深的時候，能從山澗轟隆中辨出馬語豬哼雞鳴，大自然的音響使村莊愈發顯得靜謐。在慈巴的那幾天，一家人招待我們好吃好喝，是出門以來睡得最香甜的日子。

　　（三）

　　察隅毗鄰印度、緬甸和我國云南省，史上陸續有周邊少數民族遷徙到這里，如獨龍、傈僳、納西、珞巴、門巴、僜巴和怒族，形成了多民族混居的特色。紅珍一家就是民族融合的典型，父母和她們四姊妹都是藏族，丈夫徐郭是珞巴族，來自喜馬拉雅南部印占區益度密西部落，受西藏和平解放的召喚，他在12歲那年和部落族人翻越雪山來到察隅定居，22歲那年組織上保送他入中央民族學院學習，畢業后成為一名勤懇敬業的基層干部。和紅珍組建家庭后，孩子們隨他選擇珞巴族，他的心思大都在工作上，“我們是黨的人”，這是他跟孩子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我們那次的采訪目標主要是僜巴。

　　地球上僅有幾萬僜巴人，他們世代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以東，橫斷山脈以西的高山峽谷里，大致方位在丹巴江流域至察隅河流域之間的熱帶雨林中，大部分僜巴仍居住在印度占領區，察隅縣境內只有幾千人。那幾天，我們以慈巴為軸心，采訪了周邊的幾個僜寨。

　　那是個雨夜，我們和紅珍一家圍著火塘談天說地。隨著一串酷似緬傣山地語的喊叫，一個人水淋淋地出現在門口，黑色的斗篷里探出一張瘦削的臉，讓人一下看到黑亮的眼睛。大概是走得太急，耳垂上那對喇叭筒狀耳環不停地晃動，耳環有雞蛋那么大，銀質的喇叭形狀，大口朝前，底座穿扣在耳垂上，因為分量重，耳垂被墜得老長。來人站處，已經淌下一地泥水，身上的水還在順著筒裙往下滴，地板上的那雙赤腳很臟，兩只腳相互攪動著……火塘邊的“神仙會”被叫停了。

　　家人都熱情地招呼她，紅珍和普赤阿媽居然都會僜語。看她沒有走的意思，我遞過身邊的小板凳，她卻擺擺手，“撲通”一下坐在地上。這以后，她反客為主，高談闊論，主基調“僜巴人站起來了”“民族平等”云云。

　　她開始用僜巴話和阿媽私語，這母女倆都是語言天才，也是交際好手。歷史上藏族和僜巴有著很深的隔閡，眼前的融洽場景令人感嘆。阿爸聽不懂，又不甘寂寞，便找碴逗這位年紀相仿的女人。老漢伸出手向她討煙抽。她從上衣大襟里掏出一個小袋子裝的烤煙。老漢像孩子似的拼命搖頭，讓她再掏掏口袋。她做了個鬼臉，無可奈何地拿出一個小圓鐵盒，里面還真有幾支卷煙。老漢得意地取走一根。她呢，擠擠眼睛，假裝心疼，表情卻是樂開了花。

　　僜巴婦女大都抽煙，用的是一種長桿子的煙鍋，香煙自然是稀罕物。我認出那兩支香煙是白天采訪時同行記者送給她的，這才悟出白天采訪過她。她所在的西熱貢村正在“刀耕火種”，火光下刀片閃閃，農具原始落后令人扼腕。紅珍擔任向導和翻譯，她讓紅珍告訴我們：“我們僜巴過去是不養豬的，現在養了一頭，為了給兒子結婚用，也是響應政府號召。過去僜巴全都住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很苦。現在，黨中央、毛主席叫我們下山，我們心里的感激難以用語言表達。”

　　（四）

　　33年后的2013年5月，我帶一個小組赴藏采訪，有機會再入察隅。放下了其他采訪，迫不及待趕去慈巴。山水依舊，村莊翻新，道路拓寬。阿爸阿媽已經過世，紅珍搬到城鎮隨女兒生活，大女兒秀英當上了林芝市巴宜區的干部，當年那個走路還不穩的小女兒紅梅也成了國家干部，紅珍的弟弟次仁多吉在守著這個家。兒子國慶中學畢業后返鄉務農，傳承祖業。

　　與次仁多吉的見面頗具儀式感，30多年過去，彼此都很激動，他家一直保留著我們當年的合影照片。那年我們去的時候，他是村里的會計，為了給我們騰房子，吃住在小伙伴的家里。臨走那天，我們按照駐村常規，租用了村里的四匹馬。從慈巴村返回下察隅鎮有60多華里山路，大約是一天的馬路行程。村里派一個牽馬人隨去，以便牽回馬匹，這份差事有個好聽的名字——回馬人。雨中騎馬走山路的艱難險阻幾句話難以說盡，次仁多吉傾盡全力保駕護航，抵達下察隅鎮天色已暗，實在太累了，在區委食堂湊合吃了兩口就睡了。這是出門后幾個人頭一回沒開“神仙會”。那天夜里，身上沒有一處安生，似有千萬條小蟲在爬，渾身又酸又癢又疼，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爬起來第一件事是去感謝多吉。出門發現馬不見了，心頭一緊，企望多吉只是去草地上放馬。走進屋，床鋪整整齊齊，心徹底涼了，原來天沒亮他就趕著馬走了。不需要客套與酬謝，這就是察隅人。

　　次仁多吉后來擔任過村長、村支部書記，副區長，還兼任村里的電工。在一次搶修電路中，兩只手因漏電被燒傷，留下永久的殘疾。

　　我這才想起追問，那一年我們在他家住了5天，有沒有把他們家吃窮？他回復說我們留下的現金糧票足夠，這令我對同行肅然起敬，也隱約憶起西藏日報社對下鄉采訪的有關規定。

　　次仁多吉給了紅梅的電話，由紅梅安排與紅珍相會的時間。返回八一鎮的那個傍晚，當紅珍出現在樓梯口的時候，淚水瞬間打濕了我的臉頰，一切盡在不言中。

　　（五）

　　那次見面后，我和紅珍一家建立了微信聯系，當年那個蹣跚學步的1歲小姑娘紅梅是聯絡員。我們之間的話題很多，西藏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可以說無論中外，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有如此的地覆天翻，紅珍一家尤其令我慨嘆，從中可洞悉西藏人口素質的巨變。

　　紅梅告訴我，1985年國家開始對西藏實行教育援助，對口支援西藏的省市都開辦了西藏班。他們家族的很多小孩都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其他省市的西藏班。大姐秀英和姐夫1986年考入江西南昌的西藏班，她自己是1992年考入河北石家莊西藏班，表弟1996年考上北京西藏中學，表妹1998年考上重慶西藏班，大姐的女兒2005年考上廣東西藏班。紅梅和姐姐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先讀中專就業養家，以后分別上了北京大學和西藏大學的函授，舅舅的兩個女兒一個畢業于河北師范大學，一個畢業于西藏財經大學；小姨的兩個兒子，一個畢業于北京對外經貿大學，一個畢業于西藏民族學院。他們中既有公務員、教師、醫生，也有企業高管，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中堅力量，他們家就是國家實行教育援藏的直接受益者。

　　我問紅梅，在其他省市西藏班讀書與在家鄉上學有什么不一樣，她說最大的區別就是開闊了眼界，知道了走出去就能看得更遠，就更有力量主宰自己的命運。

　　大姐秀英的女兒達瓦玉珍應該算是“亞龍娃”家族的第四代，是23期西藏班學員，上海海關大學法律系畢業后正趕上貫徹落實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鼓勵和引導西藏高校畢業生到區外就業，這是為加快西藏人才發展采取的一項智力援藏的新政策，達瓦玉珍抓住了這個機會，2019年參加了西藏自治區人社廳與江蘇省人社廳聯合組織的區外就業專項考試，經過考試被南京農墾集團黨群人事部錄取為科員，視頻中的她已經完全融入那個新的集體之中。

　　從喜馬拉雅山腳的“亞龍娃”，到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村干部，再到走出大山的國家干部，直到長江邊上的國企新秀，一個家族四代女性跨越式的變遷，正是一個大時代背景下西藏婦女發展的縮影和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