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成功實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成果，回答了公有制與市場能否結合以及如何結合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推動經濟理論創新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邏輯前提是創新公有制實現形式

改革開放之初，國內理論界對在公有制基礎上能否發展商品經濟展開了討論。當時人們一致的看法是，國有企業與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可以產生商品交換，但國有企業之間不可能形成交換關系。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指出：“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可當時有人質疑，說馬克思明確講“私有權是流通的前提”，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何以產生商品交換呢？

追根溯源，公有制不能產生交換的觀念是來自古典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商品交換有兩大前提：一是社會分工；二是財產私有且受法律保護。沒有分工，大家生產相同的產品用不著交換；若財產不是私有或不受法律保護，無償占有別人產品不受懲罰，也不會產生交換。

將分工作為交換的前提，學界沒有人反對；人們的分歧在于，財產私有到底是不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一些國家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理由是我們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由此看來，對這個問題很有必要從理論上作進一步的澄清。讓我們先看看馬克思是怎樣論述的，其原意究竟是什么？

不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確實講過，“私有權是流通的前提”；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還說，交換雙方“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于是有人據此推定，馬克思認為交換的前提是私有制。然而認真研讀馬克思這方面的論述，我們發現以上推定其實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并不是馬克思的原意。

首先，馬克思從未說過交換產生于私有制，相反他認為是產生于公有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他寫道：“商品交換過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內部出現的，而是在它的盡頭，在它的邊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觸的少數地點出現的。”在《資本論》中他也表達過相同的觀點。

其次，馬克思講作為流通前提的“私有權”，也不是指生產資料私有權。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而且還說，商品是物，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發生關系，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顯然，馬克思這里講的“私有”并非生產資料私有而是產品私有。

事實上，生產資料私有與產品私有也的確不是一回事。以英國的土地為例。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英國法律規定土地歸皇家所有，但土地上的房屋（產品）卻可歸居民私有。正因如此，所以房屋才可作為商品用于交換。這是說，產品能否交換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無關，關鍵在產品是否私有。

既然商品交換的前提是產品私有，那么在公有制基礎上產品怎樣才能私有呢？要說清這個問題需引入“產權”概念。在現代經濟學里，產權不同于所有權。所有權是財產的法定歸屬權；產權則包含財產的使用權、收益權與轉讓權。以銀行為例，銀行的信貸資金來自儲戶，信貸資金的所有權歸儲戶；而銀行通過支付利息從儲戶那里取得信貸資金的產權后，資金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享以及呆壞賬如何處置，銀行皆可獨自決定。于是所有權與產權出現了分離。

所有權與產權一旦分離，生產資料公有而產品則可以私有，因為產權的最終體現是產品所有權。以農村改革為例，當初將集體土地的產權承包給了農民，于是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就是農民的。再比如國企，國企的廠房、設備等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而企業之所以能將產品用于交換，也是因為國家將產權委托給了企業，讓企業擁有了產品所有權。

綜上分析可見，商品交換的前提不是生產資料私有，而是產品私有；而所有權不同于產權，產品是否私有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無關。我國的改革實踐也已證明，只要改革公有制實現形式，將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產權分離，并把產權明確界定給企業或農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可以發展市場經濟。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邏輯前提是改革價格形成機制

關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中央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當年亞當·斯密有個形象的比喻，說資源配置有兩只手：政府有形的手與市場無形的手。而且他認為，資源配置應首先用無形的手，只有那些市場覆蓋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遺補缺，用有形的手去調節。

上世紀30年代國際上發生了一場大論戰。當第一個計劃經濟國家蘇聯建成后，許多學者為計劃經濟大唱贊歌，可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1920年卻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指出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可能通過“計劃”實現。米塞斯的觀點，得到了哈耶克和羅賓斯等學者的極力推崇。

1937年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科斯說：資源配置在企業內部是計劃；在企業外部是市場。于是科斯問：如果計劃一定比市場有效，可為何未見有哪家企業擴大成一個國家？相反，若市場一定比計劃有效，那人類社會為何會有企業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結論：計劃與市場各有所長，互不替代，兩者的分工決定于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人們已耳熟能詳，無需再解釋。科斯的意思是，資源配置用“計劃”還是用“市場”，就看何者交易費用低。若計劃配置比市場配置交易費用低，就用計劃配置；否則就用市場配置。邏輯上，科斯這樣講應該沒錯；可困難在于，交易費用是事后才知道的結果，事前難以預知計劃與市場誰的交易費用低，既然不知，我們又如何在兩者間作選擇呢？

驟然聽似乎是棘手的問題，不過仔細想，我們對交易費用并非全然無知。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但凡市場失靈的領域，計劃配置的交易費用就要比市場配置低。以“公共品”為例，由于公共品消費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經驗表明，此時公共品若由市場配置，交易費用會遠比計劃配置高。

讓我用燈塔的例子作解釋：燈塔屬于典型的公共品，燈塔若由市場配置會有兩個困難，一是難定價。由于燈塔消費不排他；且不論多少人同時享用也不改變建造燈塔的成本，故市場無法給燈塔服務定價。二是由于燈塔消費不排他，過往船只中誰享用或誰沒享用燈塔服務無法辨別，這樣給燈塔收費造成了困難，若強行收費必引發沖突。

可見，無論是定價還是收費，由市場配置燈塔皆會產生額外的交易費用，這也是為何古今中外燈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中央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指在公共品領域政府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反過來，非公共品即一般競爭性資源的配置，就要交給市場。市場配置雖然也有交易費用，但相對政府配置會低得多。

中央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三個重點：一是市場決定價格，即讓價格由供求決定。二是用價格調節供求。價格調節供求的過程，就是結構調整的過程。三是開放要素市場。要讓價格引導資源配置，須允許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若要素市場被固化，不能在行業間流動，價格機制將難以發揮作用。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邏輯前提是政府要立足于彌補市場失靈

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個根本原因是市場會失靈。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后的一百多年里,人們對自由市場一直推崇備至。然而20世紀初出現了第一個計劃經濟體，1929年至1933年西方又發生了經濟大蕭條，這兩件事不得不讓人們對市場進行反思。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出版，更是徹底動搖了人們的“市場信念”，很少再有人相信“市場萬能”的神話。

對市場為何會失靈，經濟學家有三點解釋：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二是經濟活動存在外部性；三是社會需要提供公共品（服務）。在我看來，信息不充分與外部性不是市場失靈的原因，公共品會令市場失靈，但除了公共品，市場失靈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經濟學家指出市場可能失靈，是想證明政府不可或缺；或者政府可以彌補市場缺陷。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贊成將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作為市場失靈的原因。理由簡單，因為信息若不充分政府也會失靈。事實上，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資源由市場配置比由計劃配置的代價要小得多。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充分，資源配置才需要通過市場試錯。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能把市場失靈歸咎于信息不充分。

再看經濟外部性。許多經濟活動會有外部性，如造紙廠排放廢水廢氣給周邊造成污染，是經濟的負外部性。問題是，存在負外部性市場就一定失靈嗎？上世紀60年代前，經濟學家大多是這樣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經濟學家是庇古，他對解決負外部性提出的方案是，先由政府向排污企業征稅，然后補償給居民。此主張曾一度成為政府解決負外部性的經典方案。科斯不贊成庇古的方案，他在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中分析說，由于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企業只承擔私人成本而不承擔污染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所以經濟活動才出現負外部性。于是科斯指出：只要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界定清晰，市場就能將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成本，解決負外部性問題。比如，政府限制企業排放權，賦予居民不受污染的權力，通過“排放權指標”交易一樣可減少污染，市場不會失靈。

再看公共品（服務）。公共品有兩個特征：一是消費不排他，二是公共品消費增加而成本不增加，因而不存在邊際成本。由此看來，公共品確實會導致市場失靈。但除了公共品，還有一個原因即市場分配機制也會導致市場失靈。根據當年馬克思對資本積累趨勢的分析，資本主義市場分配將導致兩極分化：一極是資本家階級的財富積累；一極是無產階級的貧困積累。而且馬克思說，這種兩極分化的結果必發展為兩個階級的沖突，最后剝奪者一定會被剝奪。

有人認為，馬克思分析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分配，社會主義的市場分配不會兩極分化。這種看法并不符合實際。眾所周知，市場分配的基本規則是“按要素分配”，只要要素占有或人們的稟賦存在差別，收入分配就一定會出現差距，若差距過大就一定會產生社會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并不在于分配會否出現差距，而在于政府能否主動調節并縮小收入差距。

將市場分配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看作市場失靈，理論上不應該錯。目前中央正在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這既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也是為了彌補市場分配機制缺陷的重要抓手。有一個事實值得我們思考，以往計劃經濟時期人們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為何搞市場經濟后收入差距就逐步拉大了？主要原因是與市場分配機制有關。

彌補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發揮作用。一般來講，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有四項：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公平、提供公共品（服務）以及扶貧助弱。若從彌補市場失靈的角度看，我認為政府職能可歸結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公正；二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防止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