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來，‘一帶一路’已經從中國倡議變成了國際共識，充分突顯時代性與先進性。”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趙磊日前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是中國開放融入世界的舉措，希望可以借此凝聚全球智慧，形成各方均能積極參與的國際合作新形式。

趙磊認為，這種新型國際合作鮮明地體現在“一帶一路”在非洲的實踐方面。“‘一帶一路’很多早期項目在非洲落地較多，既有蒙內鐵路、亞吉鐵路等硬聯通項目，也有幫助非洲國家消滅瘧疾等軟聯通項目，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非洲大陸得到了充分體現。”他認為，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將使“一帶一路”建設同落實非盟《2063年議程》、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非洲各國發展戰略等更好地結合起來，為非洲的發展振興提供新的動力。

新動力體現在“一帶一路”要為非洲國家創造造血能力。趙磊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所要做的是“放水養魚”，希望以點帶面，走出去，更要走進去，幫助非洲國家提升其產業基礎以及可持續發展能力。在公路、鐵路、電站、港口等基礎設施項目之后，中國企業致力于推動產能合作項目以及健康、醫療、教育等民生項目，如產業園區建設，幫助這些非洲國家發展產業基礎，既滿足了國內市場需求，又幫助這些國家換取了外匯。同時，中國投資會帶動當地私營部門投資，推動私營部門發展，從而助推實現經濟現代化。比如，一家以山東魏橋創業集團的關聯公司中國宏橋集團為主導的“三國四方”組成的聯合體“贏聯盟”成功運營幾內亞礦業、港口及物流項目，僅2017年就為幾內亞繳稅約1.3億美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贏聯盟”項目對幾內亞GDP增長的貢獻率約6%到7%。

趙磊指出，這與一些國家的熱錢投資存在本質區別，熱錢涌入更多的是“殺雞取卵”，可能只是出于避稅或尋求高杠桿收益的目的流入他國，并不一定意味著跨國資本到別國投資建廠，這往往會造成資本最終對當地經濟進行“剪羊毛”，損害當地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例服人”。趙磊進一步介紹了他今年6月份在埃塞俄比亞的調研情況。當埃塞官員被問及在他們心目中滿意度最高的項目時，在“亞吉鐵路、亞的斯亞貝巴輕軌、東方工業園”等項目中被選擇最多的是亞吉鐵路。原因是亞吉鐵路在對方看來真正實現了國家之間的聯通。埃塞是內陸國家，95%的進出口貨物通過吉布提港轉運，亞吉鐵路為埃塞打通了出海通道，極大地提高了物流效率，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至吉布提的運輸時間從公路運輸的5～7天降至15個小時，使埃塞俄比亞在真正意義上有了出海口，為其發展振興開辟了新空間。而對吉布提來說，亞吉鐵路也有效擴大了吉布提港輻射范圍和吞吐效率，為其增添了新動力，奠定其非洲之角物流中樞的地位。

趙磊認為，過去五年，“一帶一路”建設有一個明顯特征，那就是很多項目都落地在邊緣或半邊緣國家，比如，老撾、埃塞俄比亞、捷克等很多國家都是“內鎖國”，即鎖在大陸腹地，無法連通海洋，無法享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福利。“一帶一路”則要將內鎖國變為陸聯國，使其成為全球化網格中不可或缺的節點，共享經濟全球化成果。以哈薩克斯坦為例，哈薩克斯坦是一個農業國家，通過連云港中哈物流基地這一哈薩克斯坦在中國投資最大的物流項目，其農產品可以發到東南亞，大大拓展了哈薩克斯坦的發展空間，實現多贏。

“實際上，這表明‘一帶一路’代表著一種‘新型全球化’，其基本邏輯是‘去中心化’。”趙磊深入分析認為，在傳統經濟全球化中，美國等發達國家居于國際經貿體系的“中心”位置，一些中等發達程度的國家屬于體系的“半邊緣”地位，而某些東歐國家、大批落后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處于體系的“邊緣”地帶。“中心”擁有生產和交換的雙重優勢，對“半邊緣”和“邊緣”進行經濟剝削，并以制度話語權維護其政治優越地位。而“一帶一路”則將“邊緣”地帶國家和地區激活成為節點，逐步徹底消除“孤島”，由此將節點連接為全球網格，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