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

　　流連山水、游覽名勝，是古代士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山水名勝之游，既可以舒展身心、陶冶性情，更可以結交友人、增廣見聞、彰顯大志；同時，山水借士人之游而增其風姿，名勝因士人之覽而富其內涵。

　　東晉南朝時期，“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江南山水成為士人寄情的對象。至隋唐時期，這種山水意識影響了整個文人世界，尋山問水，成為文人行旅的重要內容，山水詩文迅速發展，山水和人的故事日益豐富，山水中的人文因素逐漸凸顯。宋代以后，人們訪問山水時除了欣賞勝景，往往會追尋前賢的足跡、追憶前賢的故事，與前賢進行詩文唱和，尋古探幽成為文人山水游賞的重要主題。“名勝”一詞在魏晉時期主要用來指“名人”“名士”，一直到明清時期，將素有雅望的知名人士稱為“名勝”的現象仍較常見，而被稱為“名勝”的“人物”往往有山水景物游賞的雅好；自宋元以后，經“名人”“名士”游覽或書寫過的、具有充分人文積累的“山水勝景”開始被稱為“名勝”，至明清時期這種用法已非常普遍。因此，“名勝”一詞具有“人”和“景”的雙重含義，體現了“自然”與“人文”的合一。宋代以后科舉制興盛，文人士子隊伍迅速擴充，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文化事業中，士人們的游宦生涯，促進了山水游賞的興盛與地域文化景觀的開發。隨著文獻學和印刷術的發展，山水景觀中的文化故事得以廣泛傳播，進一步推動了名勝文化的發展。

　　山水游觀是文人士大夫涵養心性的重要方式。北宋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提到文人士大夫鐘情山水的原因：“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見也。”古人認為山川亭沼有助于宣泄濁氛，通達氣象，使人處于澄明之境，如宋人胡宿《流杯亭記》所言“城邑之粹依于山川，所以通氣象而宣底滯；府寺之勝，寄于亭沼，所以棲神明而外氛濁”。李廌在蘇軾祭文中寫道“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以山川之靈氣映照蘇軾人格之高潔。那些他鄉遠游的文士中甚至出現了一批熱衷于山川地理考察與著述的專業學者，如徐弘祖、王士性、顧炎武等人。王士禛《香祖筆記》中提到王士性“宦游所至，輒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奧，作游記數十篇”，徐霞客“終身于游，至歷絕域徼外，牧翁為作傳”，將二人稱作山水游的“好事者”。

　　中國古代士人的仕宦生涯，為游歷或營繕各地山水名勝景觀提供了便利，王士性“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涌幢小品》卷十）。宋人王禹偁言：“平生詩句多山水，謫宦誰知是勝游。”古代官員任職地方，尋訪、游賞、修繕、營建地方文化景觀，并為之寫詩作文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官員致仕后，往往又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及實力豐富鄉居生活，游覽或經營鄉里名勝。《明史·文苑三》記載田汝成“歸田后，盤桓湖山，窮浙西諸名勝，撰《西湖游覽志》，并見稱于時”；明代南安人蘇希栻年四十五回鄉后，葺治梅隴阡、履濡橋，“重新雪峰寺名勝”（《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十）。致仕官員成為營繕地方名勝景觀、整理和塑造地方名勝文化的重要力量。

　　宋至明清，隨著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士人群體迅速擴展，一些文人在風景優美的山林間設立書院，推動了當地景觀文化的發展。《思辨錄輯要·學校》言：“大凡書院建立，多在郭外名勝之處，不獨遠絕塵囂，而山水之勝亦足以蕩滌俗情、開發道妙學者，于此處讀書、講道、觀星、算歷，誠為至便，深合管子處士就燕閑之意，雖盛王之世不可廢也。”張栻《岳麓書院記》提到岳麓書院修成后，“為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朱熹與張栻多次在書院園林中探討學問、游賞景致，勝景與文思得以相互激發。

　　“山水名勝”亦是古代文人社會交游的重要內容。陳繼儒《小窗幽記》認為人生三樂，即“閉門閱佛書”“開門接佳客”“出門尋山水”。文士好山水，并非僅為山水，也是借助“山水”，展現身份與性情，廣交四方名士，構建志同道合的士人社交圈。五代時期連州人黃損少負大志，“遇佳山水留題殆遍，自謂所學未廣，乃擔囊游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十國春秋》卷六十二）。蘇東坡一生輾轉數地，文名極盛，政務之余，會用很多時間攜友游賞當地景觀，參與營建、塑造地方文化景觀，成為宋代以后景觀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徐州黃樓、密州超然臺、杭州西湖、黃州雪堂等眾多地方景觀都留下了蘇軾及其友人的事跡或文字。

　　“雅集”是文人參與山水名勝交游最典型的形式，三月上巳節水邊修禊、九月重陽節登高結社，成為一些文人定期的交游活動。 以山水或勝景與朋友交流，這一傳統很早就已出現。西晉金谷園雅集在當時的官紳文人圈負有盛名，東晉王羲之等人參與的蘭亭雅集則為后代士人所傾慕。至唐代，山水雅集與郡齋園林燕集并重，成為文人士大夫社交的雅事。韋應物等人在郡齋園林中與友人燕集，郡齋園林景物常常成為詩文唱和的吟詠對象。 北宋時王詵在汴京建有西園，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米芾、李公麟等文人在此雅聚，吟詩作賦，揮毫撫琴，李公麟《西園雅集圖》繪其盛事，米芾為之作記，成為文人交游的經典故事。元末玉山雅集、清初紅橋修禊也都是較著名的雅集。

　　士人山水雅集，一般都在山水勝地或園亭佳處進行，常表現為攜好友訪勝、飲酒、賦詩、品茗等方式。清乾隆《杭州府志·雜記》提到明代杭州“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數為群，選勝為樂，詠景賦志，優游自如”。宋以后尤其明清時期的雅集，往往還會有一些尋古、訪古活動。明代徐有貞隱居故里，非湖山之游不出門，終于在重陽節令之際，與夏昶、杜瓊等詩社老友一行七人前往虎丘，登云巖寺，其《云巖雅集志》記述七人“皆古衣冠，步自山門，笑詠以登”，“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行酒作詩，賞菊品茗，“尋勾吳之遺跡，吊闔閭之玄宮，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吳中金石新編》卷八）。文人雅集，既是以“山水名勝”熏陶文人性情，增進同道之誼，其雅集故事及詩文的流傳也有助于山水名勝文化的豐富和拓展。

　　士人山水名勝之游，從游賞工具到游賞形式，往往都講究“雅致”。明人屠隆《游具雅編》對游玩所用之笠、杖、漁竿、舟、葉箋、葫蘆、瓢、藥籃、衣匣、疊卓（折疊桌）、提盒、提爐、備具匣、酒尊等游具的形制、規格、功用等進行了詳細說明，穿戴佩用均注重“道氣”“風致”。陳繼儒《巖棲幽事》談水游之雅趣：“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欞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于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也避喧謝客之一策也。”無論是舟中陳設，還是故人相聚、避喧獨游，處處可見風雅。

　　總之，山水名勝是自然與人相結合的勝景，是大地山川中有歷史有故事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山水名勝的形成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持續的文化實踐過程。作為“人”與“大地”共同的作品，“山水名勝”景觀為后世的游覽者提供了空間、時間和人相互交織的文化景象。歷史時期，山水名勝成為啟發無數文人士大夫進行審美創造的靈感之源，山水詩文和山水畫是以文字或圖像的形式體會山水人文之美，古代音樂中也有眾多表現山水意境的經典樂曲。對于今人而言，山水名勝集自然勝景、建筑藝術、詩文傳統、書法繪畫藝術、傳說故事等為一體，是公眾比較容易接觸到的綜合性的審美對象，對于公眾美育的作用不可忽視。山川勝景能涵養人的襟懷氣度，名勝中承載著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各類景觀、建筑、文學藝術作品能促發游覽者博大而深沉的歷史意識，從而在精神層面生發高遠的信仰與追求。如何使山水名勝游覽能真正促進文化心性的提升，這需要游覽者有一定的文化積累，而知識傳授者與景觀規劃者如何將景觀文化之美落到實體景觀上，讓游覽者能充分感受這種自然人文之美，也非常重要。

　　　　（本文系首都師范大學2020年度美育研究課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