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招人、留人一年比一年難，今年公司的人手缺口又要創新高了……”2月28日，重慶一電子制造企業的人力資源部負責人李偉告訴記者，自2020年以來，公司職工人數一直在減少，大量農民工紛紛離職，今年復工后，員工返崗率還不足60%，并且幾乎每天都有員工來辦離職手續。

　　該公司的遭遇并非個例。春季招聘季，重慶眾多工廠、工地等農民工聚集的行業、企業“返崗潮”遲遲未出現。不少農民工表示，到工廠、工地干活規矩多，沒什么發展空間，不如做“短期工”，不僅自由，還能掙“快錢”。

　　工廠、工地重金留人

　　“今年春節放假前，公司對工人承諾，凡是節后返崗的人，底薪漲10%，每人發2000元‘慰問金’”。李偉坦言，為了能留住工人，公司一年內給工人漲了兩次工資，稍微有點技術含量的崗位月薪都超過了6500元，工人卻仍招不來、留不住。

　　記者登錄各大招聘平臺發現，大量制造類企業均用高薪和福利吸引求職者，其中，焊工崗位不僅月薪達到了5000元至8000元，還明確注明了提供技術培訓，并繳納五險。然而，這類招聘信息的點擊量還沒有文案策劃、市場營銷等崗位的零頭高。

　　工廠招不來、留不住人的情況，同樣發生在建筑工地。一在渝建筑類央企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今年春節，該公司一重點建設項目為保證工期進度，做出了給返崗農民工每人發一萬元“暖崗金”的決定。

　　農民工搶著干“短期工”

　　一邊是工廠、工地重金留不住人，另一邊農民工則在四處探尋招工信息。出現這樣“怪圈”的原因在于，農民工的就業觀念發生了變化。

　　曾輾轉四川、浙江、湖南等十余個工地的農民工張茂材坦言，他之所以不愿意到工地或工廠工作，是因為“賺錢難”。雖然工廠、工地的工資很高，但干的活也非常累。而且，工廠、工地的規矩很多，有的時候還要扣錢，根本拿不到高薪。

　　“所以我就‘想開’了，做‘短時工’，能掙‘快錢’，人也輕松”。張茂材稱，他從去年開始做“短時工”，日薪在300元至800元不等，盡管不是每天都有活，但總體算下來，一年也能掙個八九萬元。“最近，我和幾個老鄉一起接了一個刮粉的活，因為是高空作業，日薪能達到600元”。

　　記者注意到，像張茂材這樣的農民工不在少數。今年26歲的農民工廖開兵曾在廣東一家服裝廠工作了2年，后又在重慶一家電子廠工作了1年。在他看來，當“短期工”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春節假期一過，廖開兵就辭去了工廠工作，轉而做起了兼職，幫快遞公司卸貨、到工地干活、到家具廠幫工、跑跑外賣……

　　破“招工難”需先解“民工慌”

　　“節后‘招工難’已經形成了一種‘慣例’，用人單位年年喊‘用工荒’，卻不知農民工‘就業慌’”。重慶市人才交流服務中心相關負責人認為，當前，農民工不愿到工廠、工地等相對固定的地方上班，直接原因是擔心薪酬問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情感歸屬、社會認同等訴求未被滿足，缺少安全感和獲得感。因此，要破“招工難”就需要先解決“民工慌”。

　　“‘民工慌’的出現，提醒城市須更加重視改善農民工的生存條件，維護其合法權益”。重慶錦明建筑勞務公司負責人梁錦明說，他曾當了十余年的農民工，深知農民工在城市生活面臨的各方壓力。

　　在梁錦明看來，“用工荒”是個社會性問題，需有關部門加強對企業的監督，打擊惡意欠薪等損害農民工權益的行為，真正讓農民工不“憂薪”。

　　此外，相關部門還應建立健全就業幫扶制度和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城鄉就業管理服務制度，加強公共就業服務；加強勞動執法，完善勞動關系預警和爭議處置機制，保障勞動者權益；發揮政府、工會和企業的聯動作用，努力形成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建立和諧勞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