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們在全國五省十個村莊中開展調研，了解鄉村振興中農民的真實想法

　　到鄉村去 傾聽被忽略的農民聲音

　　“你覺得怎么樣才算生態宜居？”“你覺得振興的鄉村是什么模樣？”2021年5月，40多位來自中國農業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在北方一個村莊里開啟了一場特殊的調研，他們用近兩年的時間，嘗試站在農民的視角，了解風起云涌的鄉村振興中，農民心底真正的想法。

　　從帶著書卷氣的問題開始，他們在全國五省十個村莊中，和農民一起生活，學習農民的表達方式，一點點調整著問卷和訪談的方式，一步步走進鄉村，去調研、分析、理解鄉村，了解農民眼里的鄉村振興，如今，他們想要把農民的真實想法，講述給所有人。

　　第一次遇到80歲的種田農民

　　午后的陽光照進寬敞的門洞中，一對八十歲的老夫妻坐在陰涼里，他們剛剛從地里收工回家，吃完午飯，就迎來了入戶調研的年輕學生。

　　這對八十歲的夫妻，是中國農大的博士生董怡琳在東部一個縣調研的第二個村遇到的，他們種著三四畝地，妻子還會接一些鎮上小作坊計件加工的活兒。他們身體還不錯，地里的糧食足夠養活自己，閑暇的時候，會把自家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凈凈。

　　這是董怡琳第一次遇到八十歲以上的農業生產者，盡管在大學本科、碩士期間，她也曾多次在鄉村調研，但仍然為這對老夫妻的勤勞和樂觀震撼。董怡琳稱，她在北京看過很多文章，說在鄉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斷弱化，但真正到了鄉村才知道，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仍在依靠土地為生，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是不可或缺的?！拔覀冊浐驮S多留守老人談到過糧食問題，有一位老人告訴我們，鄉村還有這么多人，要是都能種糧食養活自己，國家的糧食壓力就會小很多?！?/p>

　　在農民眼里，鄉村是什么樣的？或許土地是了解他們最好的切入口，同樣參加了調研的中國農大博士生陳諾，曾經訪問過一位回鄉的老人，這位六十歲的老人在北京打工三十年，到六十歲后，很難再找到活兒干，于是回鄉務農，“這和我們理解的退休是完全不同的境遇，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在訪談中接了一個電話，對電話另外一頭的人說，回家后工作不好找，活兒很少”。

　　六十歲意味著可以拿到每個月一百多塊錢的農村養老金，但同時，他們更面臨著就業機會急劇減少，“在城市里的人也許很難想象，六十歲以后還要考慮就業問題，但在鄉村，只要體力跟得上，就必須繼續干活掙錢，因為生計更重要。”

　　從一個最普通的村莊開始

　　這是一項名為“農民視角的鄉村振興”的研究課題，從2021年3月開始準備，當年5月，40多位中國農大的師生走進了鄉村，他們住在村民家，和村民們一起生活，觀察、了解農民的真實生活和想法。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劉娟，是帶隊調研的負責人之一。劉娟曾經就讀于中國農業大學，后在荷蘭、美國、西班牙等地做博士后、訪問學者等，回國后又回到中國農業大學，從事農業與農村社會學研究。她參與了項目的全過程，從前期的準備，到選擇調研對象，再到入村入戶調研，最后整理資料、撰寫文章等。

　　劉娟告訴記者，試調研時，他們選擇了一個熟悉的縣，縣里干部并沒有理解他們的初衷，向他們推薦了全縣做得最好的兩個村莊?！鞍l展較好的個案，確實有它的價值，但和我們這次調研的目的有很大的區別?！弊罱K，縣里推薦的兩個村莊，他們都沒有去，而是另外找了兩個較為普通的村子。

　　什么樣的村莊是普通的村莊？一個正在探索振興之路的村莊，沒有政府重點打造的項目，沒有無數的干部和年輕人進入村莊，沒有大企業在這里興辦產業，大部分工作都要靠他們自己完成，這樣的村莊，或許才是中國數十萬鄉村的普遍代表。董怡琳告訴記者，他們在河北試調研的第一個村莊，就無法找到調研人員可以留宿的地方，農民的房子都不是很大，大多剛夠自家人住，因此，他們不得不到隔壁村尋找住處。

　　要學會用農民的方式溝通

　　住進村里，僅僅是拉近了空間的距離，他們更要學習，怎樣才能真正地像農民一樣生活。

　　在參加團隊調研時，張森剛拿到博士生錄取通知書，就跟著老師和同學們一起扎進村里。張森沒有在鄉村生活的經歷，盡管在本科和碩士期間，也曾做過許多鄉村調研，但仍要學習怎么和農民打交道。

　　在一個曾經的貧困村里，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和張森聊了很久，張森一直嘗試著按預先設計的問卷內容和老人交流，但老人大多數時候，都在自顧自地向他訴苦，老人的兒子早年賭博，欠了很多債，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村里給老人提供了很多幫助，老人很感激，但依然很難徹底解決老人家里的問題。

　　和村民交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多時候，他們需要跟著農民下地，在地頭完成訪談。陳諾曾經在地頭和一個農戶聊了很久，那一次，她準備入戶訪談的時候，發現家里沒人，都下地了，她就找到地里，坐在地頭和對方聊天，“那個訪談的農民，當時正在地里鋤草，后來他在地里跟我聊了一上午?！?/p>

　　劉娟告訴記者，在調研中，男生們會更主動地幫助農民干活，這是他們獲得農民認可最好的方式。而女生們也有自己的辦法，董怡琳說，“在一個村調研時，為了更好地與村民打成一片，我們會和那些阿姨、奶奶聊她們的抖音作品。很多女性會用抖音記錄自己的歌曲、舞蹈，甚至是模仿秀。通過瀏覽她們的作品，交流她們感興趣的娛樂活動，很快就能拉近與她們的距離，從而開展一段順利的問卷調查?！?/p>

　　在鄉村里認識真正的農民

　　2021年5月和6月，入村入戶調研兩個月左右，其間，四十多位老師和學生，分別在五省不同的地方，訪談了將近六百人，每個訪談對象，至少要進行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訪談，最長的訪談長達三天。

　　天南地北的農民，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村莊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劉娟告訴記者，農民們更愿意用一種感性的、體驗式的方法，表達他們對村莊，對未來的觀感和想法?！八麄兊谋磉_，通常沒有很多想象的內容，想法常常和自身的經歷有關，比如我們在一個村訪談時，他們的隔壁村，就是一個重點村，建設得很好，他們覺得鄉村振興，應該就是那個樣子的，但他們又明白，自己的村不是重點村，很難得到同樣的資源和扶持?！?/p>

　　每天訪談后，回到住處的師生們，會聚在一起，分享所見所聞，討論訪談內容，以此互相啟發和佐證，“個人的表達，角度往往比較單一，綜合起來，才更有可能得到事情的全貌，”劉娟說，“這樣的交流有時會很久，但必須要有，學生們會把自己當天最有感觸的事情，用一兩句話概括，寫在紙條上，然后貼在墻上，大家一起討論?！?/p>

　　在一張張小紙條上，調研的學生和老師們，留下了一個個讓他們感觸的瞬間?！拔以L談的第一個村民，是一位村干部，訪談中談到集體負債問題，他告訴我，村集體負債發展種植業，種的果樹好幾年沒有收益，剛剛掛果時，遇到了一場冰雹。沒有收入，但流轉農民土地的流轉費，雇人管理的費用卻不能少，壓力特別大?！?/p>

　　在另一個村莊，和一位留守婦女的訪談中，劉娟遇到了一個相似的話題，那位留守婦女告訴她，“村里的活兒，過去村主任甚至是小組長喊一聲，大家就主動去干了，沒人會談錢，但現在，無論是村莊的整理，還是集體產業的管理，都需要花錢雇人，沒人會免費干了?！边@些素材，最終成為了劉娟他們調查鄉村雇工的材料，“鄉村中，包括集體工作、紅白喜事等，過去的互助正在逐漸演變成雇工，過去認為這是習慣的改變，但實際上，我們發現，農民并不認為自己是鄉村發展的主體?！?/p>

　　沒有生病和負債就生活富裕

　　調研的問卷中，有一個問題，“你怎么理解生活富?！?。陳諾告訴記者，他曾經覺得大多數人的回答可能就是要有更多錢，“但調研中，我們發現，只有一少部分人認為生活富裕意味著有更多錢。大部分農民，則有一種超出我們想象的、樸素的富裕觀，他們認為沒有生病、沒有負債，就是生活富裕?！边@也從側面反映農民的公共服務需求中醫療還是首要的，因為“許多農民家庭負債，往往也是因為沉重的醫療負擔?！标愔Z說。

　　兩個月中，張森訪談了許多返鄉的年輕人，他們有村干部、有返鄉創業的年輕人，一位從深圳回鄉，在村里發展生態水稻的年輕人讓他記憶深刻，那個年輕人原本在深圳一家電子廠做經理，發展不錯，后來回鄉創業，流轉了村民的土地，種植生態水稻?！斑@些回鄉的年輕人，他們見過外面的世界，也有足夠的經驗和眼力，當他們發現了村里的機會時，充滿希望地回到村里，現實卻遠不如他們想象的美好?！睆埳嬖V記者，那個年輕人在外打工時，孩子留在村里，他本以為回來后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但等他回來了，孩子卻又因上學擇校進入縣城，家人也在城里陪讀，還是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事實上，他自己的產業，也有許多發展困難，“他種植生態水稻，又把他父親的手工榨油房經營了起來，但他發現這些產品要進入正規的大市場，比他想象的要難很多?！?/p>

　　在一個調研村，一位中科院畢業的返鄉碩士，在老家租地種植蘋果，而原本在村里的農民們想不明白，為什么要回來種地，董怡琳告訴記者，我們在村里的時候，有農民跟我說，“我們不好意思問他，你能不能幫我們問問他，為啥要回來種地?！?/p>

　　不理解年輕人回鄉的目的，是大部分農民普遍的認識，張森告訴記者，“很多農民都認為鄉村振興需要人，但他們絕不愿意自己在外的孩子和家人回鄉。一位年輕的母親，原本在外打工，后來辭職回鄉，陪孩子讀書，她告訴我，她的壓力很大，有經濟的壓力，也有教育的壓力，她最希望的，是孩子能夠真正走出大山，但她自己又沒有能力輔導孩子。”

　　鄉村巨變中人在快速變化

　　“在一個村調研時，我們住在村委會，我們發現，到了晚上，尤其是節假日的晚上，村委會一層的臺階上閃著星星點點的亮光，很多孩子聚集在那兒，一人手里一個手機，在那兒玩游戲，因為村委會有無線網。我們其實早就知道許多孩子沉溺于游戲中，有中小學老師告訴我們，手機就是學生的半條命，但只有真正看到了，才知道那種景象是怎樣的。”劉娟說。

　　鄉村振興的大時代中，鄉村在變，生活在鄉村的人也在變，而進入鄉村，了解鄉村的人，也同樣在被鄉村改變。

　　到鄉村去，對農業大學的老師和學生來說，不僅是一次調研，他們在鄉村，要做的事情也遠超出課題之外，“我們不希望只是把鄉村變成一個獲取信息和數據的地方，而在努力和鄉村建立起更為長久和穩定的連接，所以我們團隊和我們學院也深耕于全國多地鄉村，長期開展行動實踐，只有這樣，我們的研究和教育，才能真正融入到鄉村中，也更加深入到鄉村振興的實踐當中，因為只有在鄉村，只有和他們一起，才能知道他們真正想要什么，真正想說什么?！眲⒕暾f。

　　葉敬忠：

　　走近農民了解農民 講述農民

　　2021年3月起，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帶領著40多人的團隊，在中國五省十個鄉村長期調研，走近農民，傾聽農民，也在不斷地講述農民。近日，基于兩年多來的研究，團隊發布了多項成果。新京報記者對話葉敬忠，他介紹，“在我們的調研對象中，絕大部分農民不認為自己是鄉村振興的主角，認為鄉村振興要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

　　找到問題，正視問題，才能更好地繼續前進

　　新京報：為什么要進行這樣一次調研？

　　葉敬忠：有一個現象我們一直都在關注，即在鄉村發展的大潮流中，農民本身的聲音往往是非常微弱的。早在2005年底，國家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時包括北京在內，全國各地都在開會討論，人聲鼎沸中，卻獨獨缺少了農民的表達。2017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我們梳理了一下，截至2022年6月，國家級各部門出臺了160多項關于鄉村振興的政策，在知網上可以搜到11萬篇相關文獻，但農民怎么想？他們怎么看鄉村振興，他們想說些什么，仍然沒有聽到。

　　新京報：在調研中，你們采用了怎樣的方法？

　　葉敬忠：我們的研究是問題導向的，并不是說鄉村振興沒有成就。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我們在過去的這些年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切都是完美的，沒有問題的。只有找到問題，正視問題，才能夠更好地繼續前進。這也是國家當前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反復強調要堅持問題導向的重要原因。

　　新京報：調查中發現哪些影響鄉村振興的問題，是否也在嘗試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葉敬忠：我們并沒有期望發現所有的問題，發現的問題，也可能并不全面。常常有人問我，你們發現問題，那是不是也有對策呢？我覺得這其實很難，許多問題是綜合性因素造成的，對研究者來說，很難提供一個可以立竿見影的方法去解決。

　　新京報：在調研中，哪些問題讓你印象深刻？

　　葉敬忠：在關于鄉村振興主要靠誰的調研中，分別有83.9%、66.2%、62.6%、83.5%的農民，認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要靠政府等外部主體。農民普遍認為，政府才是鄉村振興的主體，無論是產業發展與村莊建設，還是鄉風建設與村莊治理，都要靠政府的錢和政策。農民說，“鄉村振興就是國家拿錢搞農村建設”。

　　很多農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見識去實現鄉村振興，很多人覺得，沒有政府的支持，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有農民說，要實現鄉村振興，國家應該當主人，而農民是配角，只是起到個幫襯作用。

　　新京報：調研中，所有農民都認為自己是配角嗎？

　　葉敬忠：我們在調研中選擇了五個不同的省，分別是一個鄉村振興的引領區，兩個重點區，兩個攻堅區，每個省選擇了兩個村。不同區域中，農民對鄉村振興的理解差異很大，比如引領區和重點區，這些地方過去政府帶動作用很大，干部在鄉村的發展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農民理所當然地認為政府和干部更重要。與引領區和重點區相比，攻堅區有更多農民認為鄉村振興要靠農民自己。

　　就業、教育、醫療等現實問題制約著青年返鄉

　　新京報：有沒有一些讓你感到意外的現象？

　　葉敬忠：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三十年來，種地的人，其實都是一撥人，三十年前，他們三四十歲，三十年后，他們六七十歲了，甚至有的年紀更大。未來誰種地？這是一個很多人談過的問題，但只有長期在鄉村，才能切身地感受到這一現象。我在山東調研的時候，遇到過一對老年夫妻，82歲了還在下地種田，這種沖擊力是坐在辦公室看數據不可能感受到的。

　　新京報：當年一些返鄉的年輕人，他們的狀態是怎樣的？

　　葉敬忠：農民普遍認為，鄉村缺少年輕人，而鄉村振興需要年輕人。但是我們在調研中，48.3%的農民，明確表示不希望外出家人回鄉發展。

　　就業、教育、醫療等現實問題制約著青年返鄉。我們有一項調研，農民面臨哪些壓力，醫療問題是農民生活中的首要難題。教育是第二，十個調研村僅一半有幼兒園，無一有完整小學。養老第三，在212位60歲以上的被訪農民中，70.3%處于只有老兩口共同生活或獨居的狀態，高齡、失能老年人的照護面臨很大缺口，“70多歲還要打工，80多歲還得種地，100多塊錢養老金沒有辦法養老”。

　　新京報：那些回村的年輕人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葉敬忠：許多報道都在展示返鄉青年的情懷、事業，在展示他們給村莊帶來的改變。但如果仔細去分析，返鄉青年都有哪些呢？大學生干部、創業青年，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境遇，但大部分都存在“返而不入”的情況，創業青年工作與生活分離，他們在鄉村工作，但生活多在城鎮。

　　新京報：如何讓這種情況和聲音被更多人了解呢？

　　葉敬忠：我們最終完成了529份問卷，154份深度訪談，訪談記錄有156萬字。然后通過整理、分析、總結，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這些成果都將公開發布。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同時我們也希望在更多的地方講述他們的故事。就如我們在研究和教學中所做的，走近農民，了解農民，然后講述農民。讓這個在鄉村振興的大潮中集體失語的群體，被看到，被聽見。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