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靜

　　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完成平臺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出臺支持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關于促進平臺經濟在法治軌道上成長，我國的實踐經驗越來越豐富，路徑也越來越清晰。

　　當前，無論是在電子商務、網約車、在線旅游等商品和服務領域，還是在社交等內容領域，大量平臺經營者以令人稱奇的速度聚集起巨量的使用者，將供需雙方快速匹配，形成以國境為界乃至跨越國境的“新市場”“新集市”。平臺經濟發展過程中，既涉及公民人格權、財產權和社會經濟權利等的行使，也對國家、政府與市場、個體的關系提出新命題，對法律政策等規則和政府監管模式提出新要求。

　　堅守包容與審慎的監管原則。包容與審慎并舉，這是面向新業態新模式監管的基本定位。平臺經濟正在向縱深發展，不僅出現了一些大平臺、超大型平臺，還有許多垂直細分領域的中小平臺在產生和發展。但是，在很多領域，還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消費者或者用戶權益保護不到位等問題，比如醫療、教育、公益等很多方面，人民群眾的需求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而這些領域，舊的格局、舊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還有待新興技術的進入，來打破傳統利益格局。如何通過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促進產生新的平臺，對落后的生產力和經濟模式予以改革，更好滿足人民需求，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改革深入推進，仍然是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任務。對此，應當更多鼓勵并高度重視平臺經濟在整個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繼續堅持包容審慎的監管原則，并且要更加強調包容。當然，堅持包容審慎并非自由放任，而是在堅守底線思維前提下允許創新試錯、市場自我糾偏，紅燈、綠燈都要設置好，既劃出安全的底線，又提供成長的空間。

　　根據平臺的新定位適當重塑規則。過去，我們所熟悉的平臺主要是完成信息撮合，對供給和需求兩端的用戶予以連接，平臺不參與到具體交易，這也是平臺可以豁免一般產品或者服務提供者責任的原因。平臺經營者與非平臺經營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性和監管要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了給用戶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平臺的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許多平臺不僅制定規則，還參與定價、處理投訴、裁決糾紛等等，平臺不再僅僅是消極提供居間信息服務的管道。在這種情況下，不應當簡單地依據平臺還是非平臺來予以對待，而是應當對平臺的定義予以革新，充分理解平臺經濟在新階段的新特點，根據其實際發揮的功能來確定權利與義務。今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等九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強調，要厘清平臺責任邊界，強化超大型互聯網平臺責任，并規定了對互聯網平臺分級分類的基本監管思路。但對于不同類別和等級的平臺，其責任究竟如何劃分，這一點還需要進一步明確。

　　平臺治理不應局限于私法范疇。平臺在運營過程中，對用戶所進行的各種管理行為，有些是自己創設的，有些是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所規定的，而法律文件所規定的很多內容，也是將平臺的管理行為予以提煉又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值得關注的是，有些管理職責本應當是政府的職責，但是由于平臺離用戶更近，也有更好的資源和能力，由平臺來行使更為有效，就交由平臺。平臺由私人設立并運營，其大量行為主要依靠私法規制，但由于其日漸成為大眾參與公共活動的重要場所，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且平臺的許多管理行為在面對用戶時產生的效果，與行政機關面對行政相對人所產生的效果是一樣的，其公共性日益凸顯，這就需要行政法或者公法的介入。在一些特定場景下，可以要求平臺的這種管理行為適用誠實信用、信賴保護、比例原則和正當程序等，這將更有利于平臺行為的規范和用戶權益的保護。

　　進一步貫徹依法行政。對平臺經濟予以規范是政府監管的重要內容。推動平臺經濟在法治軌道上成長，劃清其發展的法治邊界，政府的作用舉足輕重。當前，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個人數據和信息保護等領域的執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開展，監管的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防止出現同案不同判、行政執法機關裁量權過大等問題。比如“大數據殺熟”一詞，在法律上應當認定為歧視定價，只有對不合理地利用個人數據進行的定價等行為才應當予以監管。但是實踐中，仍存在著對不同定價行為“一刀切”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進一步貫徹依法行政的要求，嚴把政府監管的法定邊界，防止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邊界不清，造成市場預期不明。（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