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春青（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中國學術史上“漢學”與“宋學”的分野，主要是在解讀儒家經典的方法上。“漢學”主要是指漢唐經學的方法，以章句訓詁為主；宋學則主要是指道學的方法，以闡發義理為主。而具體到《詩經》的解讀，宋學雖然依然是以闡發義理為主，但由于受到六朝以來越來越興盛的文人趣味和詩文評的影響，漸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說詩、解詩方法，體現了一種經學的文學化趨勢。朱熹是道學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道學家之《詩經》解讀模式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故而我們在下面的討論中即以朱熹為主要對象。同為儒學一脈，朱熹代表的道學的《詩經》解讀模式與漢唐經學有何異同？原因何在？這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朱熹的詩歌解讀有著明確的方法意識，他說：

　　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詩集傳序》）

　　這是朱熹的詩歌解讀模式的基本步驟，有四個相關聯的環節：一是以章句訓詁為綱紀，意為詩歌理解要有所規范，不能漫無邊際。構成詩歌文本那些文字的基本含義便是這個邊際，須在此范圍內展開理解才行，這就需要采用章句訓詁的方法。這也就是后世戴震所謂“字義明然后經義明”的意思。這無疑是對傳統經學方法，即漢學的繼承。二是通過反復諷誦而使詩義明晰起來。朱熹認為，詩歌不同于一般的文字，它是一種情感的表達，因此只有通過反復吟誦才可以更真切地體會到詩中蘊含的情感體驗。這是唐宋以來文人讀詩學詩的基本方法。三是以涵泳體認的方法穿透詩歌表面文字，體察其背后蘊含的意味。這是道學家心性之學的基本方法。最后是把從詩中體悟道德情理與生活現實相聯系，使之具有當下應用之效果。由此可知朱熹的《詩經》解讀方法是綜合性的，廣泛吸收了前人的經驗，其中既有傳統經學的方法，又有六朝以降歷代文人趣味，更有周程道學之烙印。在這四個闡釋環節中，朱熹又特別強調“諷誦”的作用。他說：

　　器之問“野死有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朱子語類》）

　　又說：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朱子語類》）

　　通過反復吟誦來領悟詩中蘊含的意指和情感，從而在自家心中生出對詩的獨特的感受和體驗，這是朱熹所主張的《詩經》理解模式之核心，對此我們稱之為“諷誦自得”式。反復諷誦的目的在于自得，而所謂自得主要是指心靈的領悟和體認。涵泳、體認與自得既是道學家把握心性義理的主要方式，也是他們把握詩歌意蘊的主要方式。在這里道學與文學具有深層的相通性。

　　朱熹之所以有這樣的詩歌理解模式與他對詩歌特性的認識直接相關。他認為，詩歌乃是個人情感之自然流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磋詠嘆之徐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詩集傳序》）因此“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詩集傳序》）這是典型的詩歌自然生成論。與劉勰的“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雕龍·物色》）說、鐘嶸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詩品序》）說極為相近。既然詩歌是個人情感的表現，對詩歌的理解也就需要在自家心中產生相似的情感，如此方能真正理解詩歌的意義。盡管《毛詩序》也有“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以及“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正義》）之說，可惜經學家們都把這里的“情”和這“志”理解為一種集體性的政治情感，而不是個人情感了。就意味著，在朱熹這里，即使是經學語境中的詩歌理解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經學之藩籬。下面讓我們來看看朱熹詩歌理解模式的具體運用。其論《邶風·谷風》云：

　　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后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后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龜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采封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詩集傳序》）

　　這種理解即使從現代以來的“純文學”觀念角度來看也是言之成理的。

　　朱熹的“諷誦自得”式詩歌理解模式的形成機制可以從兩個角度考察。一是歷史語境。朱熹處于一個士人階層主體意識空前挺立的時代。由于宋王朝的“右文政策”以及佛學的影響，宋代士人特別注重人格境界的自我提升，注重心性義理之學，一流士人大都以成圣成賢自期。在學術上不肯輕信前人傳注，主張“自家體貼出來”。這就形成了他們“疑傳”乃至“疑經”的主體依據。具體到《詩經》闡釋，從歐陽修的《詩本義》到鄭樵的《詩辨妄》再到朱熹的《詩集傳》，對《毛序》的懷疑已成氣候。例如鄭樵闡釋《芣苢》之詩說：“《芣苜》之作，興釆之也，如后人之釆菱則為《釆菱》之詩，釆藕則為《釆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釆之興爾，何它義哉！”（《詩辨妄》）明確表達了對《毛詩》“《芣苢》，后妃之美也”之說的否定。何種懷疑精神為朱熹所繼承。二是從宋代士人人格結構角度看，此期一流士人大都是“復合型”人物，往往集儒家學者、政治家、文人于一體。同一個人身上的不同身份雖然有著清晰的界限，但也難免會相互滲透和影響。北宋的范仲淹、晏殊、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司馬光等等是其代表，南宋的呂本中、楊萬里、范成大、陸游、辛棄疾為其代表。而朱熹更是典型的“復合型”人物。他道學之集大成者，也是務心于世事的政治家，還是頗有才華的詩人。他的《詩集傳》屬于經學著作，屬于儒家傳統學術，但很明顯受到魏晉以來詩文評之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詩經》從“經”還原為“文”了。可以說，朱熹的詩歌理解模式是傳統經學與詩文評相融匯的產物。他說：“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為人所托，乃為之。自有一等人樂于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朱子語類》）這是道學家口吻，近于程頤。又說：“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個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懲地稱嘆，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個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朱子語類》）這是真正的文人口吻，較之劉勰、鐘嶸毫無遜色。由于有著深厚的文學修養，朱熹在談論《詩經》時，雖然有明確的經學意識，極力使之與政教相關聯，但還是不免突破經學藩籬，以文學眼光觀之。因此朱熹的詩歌理解模式就不僅僅適用于作為經學話語的《詩經》，對一般詩歌他也同樣主張采用這種理解模式。其云：“未論讀古人書，且如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哪里。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后得之。”（《朱子語類》）可見，“諷誦自得”式的理解模式已經不完全屬于經學闡釋范圍了。在朱熹這里，詩歌理解模式呈現出明顯的文學經學化或經學文學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