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網絡成為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主要發(fā)生地之一，網絡環(huán)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成為政法機關的一大工作重點。政法機關積極探索創(chuàng)新機制，努力打造專業(yè)隊伍，強化部門協(xié)作聯動，不斷提高知識產權綜合保護水平，取得顯著成效。

　　本報今天刊發(fā)一組報道，記錄政法機關加強網絡知識產權保護的工作舉措和務實行動，敬請關注。

　　□ 本報記者 董凡超

　　“如果觀眾席上有光點，長時間內一直閃個不停，就說明可能有人在偷錄……”前不久，重慶市云陽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到轄區(qū)一家影城回訪，影城負責人向檢察官展示升級后的防偷錄監(jiān)控手段，“現在，監(jiān)控后臺實行4小時輪班制，巡查人員發(fā)現可疑情況會立即進行處置。”

　　近年來，伴隨數字經濟蓬勃發(fā)展，網絡已成為知識產權侵權違法犯罪的主要發(fā)生地之一。

　　相關違法犯罪目前呈現出怎樣的新特征？政法機關如何進一步加強網絡知識產權保護？對此，《法治日報》記者采訪了多地政法機關和業(yè)界專家。

　　網絡成知產侵權多發(fā)地

　　數字版權成為司法保護重點的背后，是數字經濟時代來臨，版權產業(yè)的蓬勃發(fā)展。

　　中宣部國家版權局、全國打擊侵權假冒工作小組辦公室、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2021年、2022年聯合掛牌督辦4批共155起重大侵權盜版案件，其中涉及網絡小說、網絡游戲、網絡音視頻等數字版權案件超過案件總數的三分之一。

　　與線下侵權相比，線上侵權行為更易實施、更加隱蔽、更為復雜，影響涉及面更為廣泛，收集固定證據更加困難，權利人維權難度進一步加大。

　　“當下，涉及影視、文學、游戲、軟件等網絡侵權盜版犯罪活動有實施簡單、隱蔽性強等特點，公安機關并不掌握作品的授權情況，客觀上無法主動識別作品傳播是否侵權，往往需要作品權利人主動報案提供犯罪線索。”中央財經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徐耀明分析指出，權利人在尋求刑事途徑打擊犯罪的同時，也應積極尋求第三方專業(yè)機構介入，如專業(yè)的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服務機構和電子證據取證機構，對案件進行研判和取證，避免取證瑕疵和證據滅失風險。

　　“在立法層面也需進一步明確對知識產權的損害屬于“物質損失”，允許著作權人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這樣不僅能夠提高訴訟效率，還可以避免產生相互矛盾的裁判，更好地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徐耀明建議說。

　　打擊治理工作面臨難題

　　除了游戲人物、背景圖片，兩家毫無關系的網絡公司各自經營的一款網絡游戲從故事情節(jié)到玩法竟如此相似，是巧合還是另有不可公開的隱情？

　　2022年11月21日，位于上海市普陀區(qū)云嶺西路的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員來到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網安支隊報案稱，網上出現了一款與該公司開發(fā)的某款策略類網絡手機游戲極其雷同的疑似“盜版”游戲。

　　“經初步鑒定，兩款游戲在服務器數據表和服務器戰(zhàn)斗服上的相似度竟驚人地達到100%。”據普陀區(qū)分局網安支隊民警吳俊峰介紹，結合現場走訪，警方很快鎖定了2021年從該公司離職的前員工賴某、王某甲和王某乙有重大嫌疑，并于今年2月將3人從外地抓獲歸案。

　　原來，賴某等3人之前負責報案公司的某款策略型網絡手機游戲的開發(fā)，后來辭職“自立門戶”，對游戲進行“換皮”修改，改名上線經營，收益逾1.5億余元。

　　“核心代碼是游戲軟件成功的關鍵，但無法被普通人感知，唯有具備專業(yè)技術能力的偵查人員才能發(fā)現其中的蹊蹺，這給案件的發(fā)現增加了難度。”吳俊峰分析說，此類犯罪的打擊治理工作普遍存在核心代碼易復制和轉移、取證難、鑒定難等問題，涉案人員多為高級技術人員，當他們選擇偷代碼去犯罪時，往往具備非常高的技術防范能力，經過復雜的技術處理，并設置一定障礙后，給公安機關后續(xù)還原比對鑒定帶來一定的難度。

　　“一款網絡游戲從立項到上線，通過長期的優(yōu)化迭代之后才能做出受玩家認可的游戲并盈利。創(chuàng)作團隊中的核心人員一旦產生犯罪的動機，偷盜核心或全部源代碼是非常容易且企業(yè)幾乎無法防止的。這起案件中，報案公司歷時近4年才孵化了成熟的項目和團隊，最后卻出現了“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結局。”吳俊峰說。

　　完善集中審判管轄機制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公開的一組數據顯示，2022年該院新收著作權糾紛案件1193件，為新收案件中數量最多的案件類型；新收涉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781件，呈逐年遞增趨勢。

　　海淀法院有關負責人表示，該院近年來緊密結合區(qū)位特點，加強審判組織機制保障，精準識別、標記涉網絡平臺間不正當競爭糾紛，部分重大案件由院庭長牽頭辦案或指定骨干法官承辦，確保辦案質效，同時從明晰權責、精細管理、多維監(jiān)督三方面細化合議規(guī)則，強化合議庭“集智”功能。

　　辦理專業(yè)的知識產權案件，需要專業(yè)化的隊伍。在專業(yè)化辦案的工作機制創(chuàng)新上，各地探索出一些有益經驗和特色品牌——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與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河北雄安新區(qū)中級人民法院共同簽署《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合作框架協(xié)議》，約定了在推動人才培養(yǎng)、協(xié)同審判工作、分享審判經驗、開展聯合調研、開展聯合培訓、建立溝通平臺等方面進行全方位合作。

　　浙江省檢察機關會同法院、公安機關制定《關于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有關事項的通知》，聯合推動在杭州、金華、臺州等5個地區(qū)試點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工作。

　　山東省濟南市公安局食藥環(huán)偵支隊抽調精干力量，組建知識產權工作專班和“數字戰(zhàn)隊”，研發(fā)類案預警模型，向專班和各分縣局持續(xù)輸送線索案源，支撐保障相關案件持續(xù)深挖擴線。

　　“針對知識產權案件專業(yè)性強的特點，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完善集中審判、集中管轄機制是大勢所趨。”徐耀明建議，公安機關也應適時建立司法咨詢專家?guī)欤瑢ι婕鞍讣夹g等專業(yè)性問題進行解釋或答復，對案件中的鑒定文書、檢驗報告、醫(yī)療資料、會計資料等技術性證據材料進行審查。在辦案過程中，在不涉及保密問題的情況下，應積極尋求著作權人參與案件偵破，取長補短，加強行業(yè)信息的獲取能力。涉及技術問題時，應增加公證和司法鑒定機構的參與度，保障取證的規(guī)范性和證明力。同時，進一步推進法院“三審合一”改革，即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tǒng)一集中審理的審判機制，發(fā)揮我國知識產權民事審判的專業(yè)化優(yōu)勢，有利于審判中對技術問題的準確把握。

　　“在完善立法方面，還要以權益保護為導向，高度重視對著作權人的保護，完善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立法，讓著作權人的經濟損失及時得到賠付，激發(fā)著作權人參與積極性，最終凝聚起更強合力，不斷提高知識產權綜合保護水平。”徐耀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