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云仙照片（喜饒尼瑪提供） 

　　馮云仙，又名云先，藏名為格桑曲珍（也譯作格桑雀珍），生于1909年，藏族，西康巴安（今四川巴塘縣）人。馮云仙因家庭條件及社會關系，接受了較好的教育。后因婚姻問題，走向成都、南京等地，進一步開闊了眼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全國民眾掀起了抗日救國潮流。馮云仙積極匯入其中，表示“我們都是從西南的封建草原社會里掙扎出來的人，我們都有著一顆樸實的熱忱的心，都愿意竭盡自己的一點綿力來為我們的家鄉，為國家的邊防，以至為全中國，全世界的婦女運動作一點貢獻。” 

　　九·一八事件后不久，“西康旅京同鄉國防救亡會”成立，格桑群覺為會長，馮云仙為九名執行理事之一。一·二八事變爆發后，馮云仙義憤填膺，即報名參戰并赴熱河宣傳抗戰。有報道稱：馮云仙“因忿暴日在滬猖獗”，特參加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對日軍作戰，發誓“欲手刃敵人而后快”。十九路軍軍長鑒于馮云仙纖纖弱質，力不勝任，婉言拒絕了她奔赴前線作戰的請求。隨后，馮云仙“目擊熱河當局態度模棱，無抵抗準備，乃特潛行赴熱，游說二處”。她的這一壯舉，被時人稱贊：“聞女士此行，抱有必達目的之決心噫，如馮女士者，其亦人杰也歟。”當時報刊對她的行為給予高度評價，并及時予以報道。如1938年的《時事月報》專門刊載了“抗戰時期之婦女：西康小姐馮云仙加緊練習放射輕機關槍”的照片。至此，馮云仙在抗戰中嶄露頭角。 

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馮云仙意識到應注重對民眾的動員、傷兵的救護以及難民的安置工作。她認為一切從基層的根本的工作做起，方能收得實效，與其做上層的政治活動，不如先在下層多做一些教育、宣傳及調查聯絡的工作為有效。 

　　在馮云仙看來，深入民間與民眾聯合在一起，做一些基層工作，是動員所有力量開展抗戰工作的基礎。有鑒于此，馮云仙結合自身少數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在邊疆地區進行抗戰宣傳及動員；結合自身女性慈愛的本能，對難民兒童進行救濟及教養。馮云仙清醒地認識到“我應該更加努力于我的本位的工作，以求我們（劉曼卿和高玉柱）的理想，能夠有或多或少的實現，以求對于抗戰建國的事業，能夠有或多或少的貢獻。” 

　　1937年末，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馮云仙為了適應戰時的需要，積極參與戰時服務工作，在漢口與上海女工王滌之一起組織成立了著名的“婦女戰時服務團”。她們的工作主要是慰勞前線將士及宣傳抗日。 

　　有記者報道，1938年1月1日，正是新年開始之際，也是戰火紛飛之時。馮云仙帶領著服務團團員在這個特殊日子里到前線慰勞抗戰受傷戰士。當時，團員們“腳步和著腳步，臂膀挽著臂膀的歌聲，響進了平漢醫院的大門，響徹了醫院的每個角落”。馮云仙率先發言，說明此次慰勞的意義后，團員們為傷兵唱歌、替他們給親人寫信等。大家力圖從各方面努力使傷病員在精神上得到些許安慰。傷員們很快被積極、樂觀且充滿斗志的氛圍所感染，“他們的情緒很高，都很激昂，他們的信沒有一個說泄氣話的”。馮云仙在替將士們寫信時，有位戰士注意到她佩戴的戒指，感嘆道：“這位是西康人，現在也在這兒為國家服務，這正表示著我們國家現在是不分民族，不分黨派的為國努力，我們應該很快地回前線殺鬼子啊！”馮云仙激動地說道：“是的！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家，現在來爭取民族的生存，當然也要大家一起來干！”傷員和馮云仙之間的對話將此次慰勞活動推向高潮，使傷員們真切地感受到祖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堅強力量。無論是馮云仙、服務團團員還是平漢醫院的全體傷病員，均情緒高漲、斗志昂揚。馮云仙在接受采訪時說道： 

　　當我們的戰時服務團訓練期滿后，慰勞會并沒有工作分配給她們做，我覺得在這國難嚴重的今日，這么多青年婦女，整日吃飽了公家的飯，沒有事做，心里實在有點過意不去，于是便帶著她們做點防護團的工作，每當警報到來的時候，我們團員都走到街頭上去，規勸民眾躲到避難室去，還告訴他們種種防空防毒的常識，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發現了大批的難民兒童，我跟他們玩著，唱著，當警報解除后，我便要他們排列成了隊伍，教他們唱歌，我快活得不得了，因為我發現了一件最重要而最有意義的工作……我們便不分晴雨與遠近，天天上難民收容所去教育他們。 

　　1938年2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救濟和保育我們的兒童》的社論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著名人士的題詞和詩文。3月10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武漢漢口成立，宋慶齡為名譽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分別由宋美齡、李德全擔任，并推選出國共兩黨和無黨派的社會知名愛國婦女56名任理事，馮云仙擔任西康省分會理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是一個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婦女組織。 

　　1938年4月7日，“蒙藏回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組成，馮云仙為康藏代表之一。4月8日，她隨代表團出發到平漢、津浦兩戰區慰勞抗日將士。23日，馮云仙在“國民外交協會歡迎蒙藏回代表團”大會上致辭，充分表達了團結民眾及擁護抗戰之摯誠。4月24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派出的第二支前線搶救隊，由保育委員會副主任唐國楨和宣傳委員會委員徐鏡平率領，從武漢專程趕往開封、鄭州，負責搶救這一帶戰區的難童。馮云仙擔任第一分隊隊長，率領部分成員和醫護人員前往抗日戰爭前線的河南鄭州，接收約1700余名難童回漢口。武漢保衛戰后期，華中戰局吃緊，抗敵后援委員會在武漢組織成立了“戰地兒童搶救服務團”，馮云仙擔任副團長。馮云仙冒著敵機轟炸的煙火和機槍掃射的危險，“赴前線搶救了一批兒童來漢，又在當地收容后撤之難童，成立西康教養院欲撤至西康”。 

　　外國記者莎綠蒂·何登在《大公報》載文形象地描述了馮云仙奔走在搶救難童工作中的精神面貌：“她的精神氣色，顯著光榮的健壯，穿著青草綠色的襯衫，藍布的工人褲……這個青年婦人和兩個本身也是安徽難民的勇敢的助手，曾經在前線各村莊來往好幾個月，從毀墟中拯救了幾百嚇壞餓壞的兒童”。 

　　6月10日，蒙藏回代表團在漢口市一江春禮堂舉行歡迎世界學生代表團茶會，黨政機關及各團體出席者約百余人，馮云仙作為藏族代表與新疆、蒙古代表等一同出席，且皆以主人的姿態在場和來賓們攀談。會上馮云仙用流利的國語致詞并唱了一首“西康山歌”：“在山上打老虎，要大家的團結，方才能夠把老虎打死”。她唱完并馬上把它的意義翻譯出來，說道：“現在日寇是老虎，我們是打老虎的人！”《大公報》報道稱，“世界學生代表團對于這位極遠山區里來的女性，表示十分注意。這正是表現著中國有著‘偉大的統一’！”馮云仙在歡迎世界學生代表團茶會上的表現，給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學生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展現了一位邊疆女子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宣告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決心。 

　　1939年，馮云仙的照片與鄧穎超、史良、丁玲、謝冰瑩等同時代的著名女性刊登于雜志同一頁。鄧穎超、史良、丁玲、謝冰瑩及馮云仙均為“戰時兒童保育會”成員，其中鄧穎超、史良為總會理事會成員、常務理事會常務委員之一。 

　　伴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邊疆地位愈發重要，邊疆建設與開發的呼聲日益高漲。馮云仙生長在邊疆地區，既有對家鄉的了解，又有對抗日戰爭的深刻認識，在這方面責無旁貸。1938年10月12日，在馮云仙帶領的“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在重慶正式成立，其重要使命就是擴大宣傳力度，使邊疆同胞亦知國家之危機。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團員多是一些富有愛國熱誠的難民兒童，共30人（男26人、女4人），年齡最大者為17歲，最小者僅9歲。 

　　馮云仙曾撰文總結這些團員的特點：首先，團員們有信心，愿意為抗戰奔走；其次，有熱情，且能說較為流利的國語；其三，來自不同地區，有著特殊經歷。他們曾在淪陷區目睹過日寇的殘暴行徑，親身飽受著敵人的皮鞭毒打，親眼看見敵人搶東西、燒毀房子等情形。基于以上幾點，馮云仙采取新的工作方式，在宣傳內容上鼓勵團員將他們的親身經歷都真實地說出來，傳播到大后方，傳播到基層社會，傳播到遙遠的邊疆，喚起同胞，使他們認識到日本軍閥的殘暴，激發他們的抗戰情緒，自動起來參加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宣傳團在團長馮云仙的率領下，原計劃轉道西康，但因環境關系，未能深入，轉向川西及川南民族地區進行宣傳。在川西歷經溫江、灌縣等13縣、元通場、街子場等35鄉鎮；川南方面，由眉山，嘉定進入雷馬、屏峨各縣，計在川南先后經馬邊等二十二縣，石腳營等43個鄉鎮。歷時三年六個月，宣傳團在大小涼山一帶停留的時間最久，收獲亦最大。他們的宣傳對象除了軍校學生、大學生、中小學生、士兵還包括一般民眾。宣傳工作由演講隊、話劇隊、歌詠隊、救護隊、文字隊、展覽隊等6個分工不同的小分隊承擔。 

　　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針對過去抗戰宣傳不注意老百姓的生活，他們生活圈子內的事，他們的情緒，他們生活中發生的問題；不貼近當時當地的特點，采取注入式的、說教式的，甚至于“訓話”式等不足之處，加以修正。如話劇隊演出的劇本有《祖國的兒女》《小三子》《活捉東洋人》等，同時又穿插了金錢板、花鼓、獨角戲、“機器人”、雙簧等用舊瓶子裝新酒的雜耍。歌詠隊則從音樂方面播植了愛國種子，小團員們用響亮的吼聲，替代著英勇沖鋒的號角，替代著有文字戰士的筆桿。文字隊主要負責編發壁報，內容圖文并重，文字著重通俗趣味。展覽隊，常常舉行街頭漫畫、抗戰照片與邊地生活照片巡回展覽，所收集的前方英勇將士浴血抗戰的照片，敵人奸淫燒殺的照片，以及邊地照片，政府救濟難童的照片共3420張，使普通民眾對抗戰與邊疆地區有了更加明晰的認識。團員們注重學習當地語言、結合當地風俗，注入抗日救國的新內容進行宣傳，如廣西采茶調、四川民歌、打金錢板、打連響等。團員們運用多種形式開展宣傳，在城市鄉村共演講379次、運用戲劇的方式宣傳共計246次、歌曲計210余首。當地人民十分喜愛，因而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1940年2月22日，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與成都市立第一小學，市立第六小學、市立第九小學等單位一起，為響應各界春節運動，在當時成都的少城公園內舉行春節露天宣傳大會，全市兒童聯合參加表演話劇、歌詠、雜技等節目，及抗戰木刻漫畫相片展覽。 

　　1941年1月4日，馮云仙擔任東方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并出席首次理監事會議。會議提及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兇暴，“全國人民應同日本帝國主義奮戰到底，這不僅是保衛國家，也是保衛東方文化”。次日，馮云仙參加邊疆協會等文化團體舉辦的第三次晚會，并參與合唱，晚會在全體的《義勇軍進行曲》聲中結束。 

　　抗戰勝利后，這位來自邊疆的婦女馮云仙以其在反侵略戰爭中出色的表現獲授勝利勛章。（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